《原野》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作品。它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它所蕴涵的思想，多年来却众说纷纭。几乎每一次重排，导演都要根据自身的经验和体验，以相应的方式解读这部充满了歧义的戏剧文本。王延松也不例外。剧场的灯照亮了舞台，我们看到一群在透明的幕布间游走的陶俑。这种表现方式似乎为该剧装饰了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色彩。

　　主人公仇虎出场了。他怀着深仇大恨而来。他是找焦阎王报仇来的。十年前，焦阎王杀害了仇虎的父亲，霸占了仇家的田产，害死了仇虎的妹妹，打断了仇虎的一条腿并将他送进了监狱，他的未婚妻金子也嫁给了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现在，他的机会来了。犹如导演所说:“令人震惊的不是仇恨本身，而是仇恨的不可避免。”这个人，已被仇恨逼入了绝境，此仇不报，他要毁灭，此仇一报，他更要毁灭。这几乎是所有心怀仇恨之人的一种宿命。为了报仇，仇虎杀死了本不该、也不想杀害的小黑子。小黑子的死，直接构成了仇虎不能再活下去的理由。

　　在这里，导演充分调动了陶俑和透明幕布的表现功能，渲染和制造了一种惶恐和内心焦虑的气氛，从而把仇虎此时此刻的精神绝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仇虎带着金子穿行往返于陶俑之间，这时的陶俑被表现为一片笼罩着诡异氛围的森林。无论他们跑到哪儿，都能够听见焦母呼唤小黑子的凄惨叫声，都能隐约看到小黑子的身影。仇虎选择了死，似乎只有死，才能最终做一个了断。当仇虎把刀子插进他温热的肉体，并颓然倒在生的希望的门槛上时，我也被人的命运的残酷击中了！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切？这一切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我想，每个看了这一幕的人，都不能不追问，不能不反省。这也是戏剧希望于我们的。其实，导演也在问:“人性恶的种子是怎样被埋下的，又是怎样生长并且不可遏制的？”该剧没有直接回答导演的这个问题，它只是通过仇虎的结局，提醒我们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思考常常会陷入一种困境，一种无所作为的绝望。假如我们有机会劝阻仇虎放弃仇杀，我们以什么为理由呢？如果仇虎放弃复仇，与焦家化干戈为玉帛，真的做了焦母的干儿子，焦大星的好兄弟，道德舆论又将如何评判他呢？难道仇虎的感受就不该考虑吗？这个时候，复仇的道义和人性的尊严，实在是很难两全的。克尔恺郭尔说过一句话，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当一个社会为战争做准备时，还有什么事留待哲学家去做呢？”所以他说，当科林斯城受到马其顿国王威胁的时候，第欧根尼也只能沿着城中的街道起劲地来回滚动他的木桶，做出一副像所有居民一样忙于本城防卫的姿态。

　　但是，毫无疑问，仇恨是生长在我们心里的一颗毒瘤。它在昨天毁了仇虎，毁了他与金子的幸福的未来，它在今天就可能毁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反观人类的历史，复仇与仇杀由来已久。好像“有仇不报非君子”，仇杀成了道义的代名词。连苏格拉底在说过“以恶报恶不公正”，“伤人、报复和以恶防恶都不正确”以后，也担心“人们都不支持这一观点”。但是，从人类的前途考虑，寻找一种可以使人和谐相处的社会存在方式，似乎是当务之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理性和道德的力量，从而超越社会伦理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出路或许就在这里。中国历史上，孔子曾经勾画过一个理想社会，简单言之，制度层面是“礼之用，和为贵”；道德层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做了两千多年的梦想。追寻着这个梦想，人类也许会走出冤冤相报的轮回和宿命，从困苦中把自己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