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专家：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白贵

　　新闻纵深：随着“挑战主持人”、“超级女声”、“星光大道”、“非常6+1”等“造星”娱乐节目的火爆，一批像尉迟琳嘉这样的“平民偶像”脱颖而出，这种现象迎合了怎样的一种社会心理？

　　白贵：简单说就是“展示自己，寻求快乐”。除了全社会的娱乐和参与需求之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八○年代”生人已经成为当今的重要社会存在。中国十几年文化的变化，他们是最主要的接受人群，也是新文化———包括新的大众文化创造的参与者。他们接受的教育与以往相比，更多了民主、平等的意识，更尊重个性的发展，而且群体性格比较张扬。这种参与性的节目为他们展示自己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他们勇敢地站到万千观众之前。

　　这种借助现代传媒公开亮相的机会，又为他们提供了“一夜成名”的机遇，对于渴望成为明星的他们来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一旦成名，签约公司拍戏、出专辑，形象代言，频频触媒，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收获了名利。

　　即使不亲身参赛，在节目中看到同龄人的活力与自信，也很容易使他们幻想自己是其中的一员，或者说希望选手就是自己的替身，从而使心理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

　　新闻纵深：媒体在这场“造星运动”中，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那么媒体与它们打造出来的“平民偶像”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白贵：“共生”关系。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大众关注就意味着商机，而作为“八○年代”生人这样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重要消费群体，他们的关注显得举足轻重。所以媒体如果放弃了他们，就等于放弃了大好商机。创造“平民偶像”与创造其他明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区别主要是社会历史条件。在“造星”过程中，媒体最关心的是可观回报，“造星”节目的高收视率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尉迟琳嘉的出现使“挑战主持人”跃居央视收视排行榜第四位，而今年“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广告价格更超过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后的价格，也就是俗称的“标王价”，即使这样还是有价无市，广告时段已经全部卖出，更何况还有短信的收入。

　　同时，这类节目无形中又在形成着一种独特的舆论引导力量。

　　社会处在转型期，虽说电视节目应尽可能地去对构建和谐社会做些积极有益的事，有助于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但一个娱乐节目的功能又不可能负载太多，它必须符合自身的规律，它所能引导的仅限于一定范围之内，比如说它不可能通过唱歌去引导青少年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理念，传达的是一种价值取向：要自信，要活得很真实，要活出自己。这恐怕就是此类节目能够传导给青少年的正面的积极的信息。

(责任编辑：老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