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李安获奖两小时后，他的弟弟李岗接受了本报记者访问，讲述了他眼中的李安、父亲和家庭——

　　父亲一直反对李安拍电影，李安则反对我拍电影。父亲反对李安拍电影是因为不了解电影，李安反对我拍电影是因为太了解电影了。

　　父亲是老一辈的人，有很强的士大夫观念，觉得应该读书来报效国家。电影对他而言是太陌生的东西，在父辈的概念里，做表演这行的人，几乎跟婊子是一样的，就像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里，小四的母亲就出自青楼。

　　后来李安慢慢改变了父亲很多，大概是将近20年的过程吧。但一直到李安在美国拍完电影，成名之后，父亲还是希望他能回台湾教书。

　　父亲虽然说是反对，但其实在你决定要去做的时候，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还是会给你支持的。我大二那年，李安出国去伊利诺斯念舞台剧，我毕业他也念完了，他想到纽约大学去念电影硕士，转到电影上来。在纽约大学念书是要花很多钱的，李安没有得到奖学金，父亲还是在最后支持了他。

　　至于我，李安不要我走电影这条路。其实台湾2000年之后没有办法做电影了，所以我现在做电视剧，做国外一些独立制片的代理发行。你20多岁去玩电影就可以，现在……

　　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家庭，传统的中国家庭不是那么法治，是人治的。在家里，父亲当然就是天，民主这种东西就是没大没小。一个家庭里面，父爱跟母爱是不一样的，母亲爱你，就是希望你能身体好；但被父亲爱就会很累，他的爱是让你有责任的。李安又是长子，他受过一些苦，比如一个大男人不能工作、不能养家，父亲当然会给他压力，但这些苦比起战乱来说，其实没那么大的。

　　“父亲三部曲”可以算是李安对父亲和家庭的一个记录，那3部电影里，他都是用儿子的视角来看父亲。李安一直对父亲充满了爱，所以父亲看了不会难过。后来李安再拍关于父子的东西，像《冰风暴》，已经开始在用父亲的角度来看父子关系了。你看《断背山》也是从父亲的角度，那种感觉都改变了，已经过了从儿子看父亲的时期了。

　　我们家是一个很保守的家庭，日子过太好了也会紧张，就跟气球一样。《喜宴》得了金熊奖以后，我们家已经很满意了。后来父亲没有反对李安拍电影了，也没有鼓励，其实没有阻力就已经是最大的祝福了。

　　李安当完兵之后就去了美国念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是在美国了。其实在美国拍电影，竞争不一定要恶行恶撞的。李安有自己的文化探讨，会形成一种现象，他有很多的空间来拍自己喜欢的东西，应该是从《理智与情感》之后就有了这种空间吧，让美国人也能看到他能拍出非常卖座的商业片。

　　在拍电影的问题上，他没有一个“从美国回台湾”的概念，只能说“从台湾回美国”。《推手》和《喜宴》都是他在美国拍的，投资是“台湾中央电影公司”的钱，《饮食男女》是回台湾拍的。内地的、台湾的、美国的……我想在他身上聚集着各种文化冲击，他拍中国人题材是从西方人眼光去拍，不会拍中国人可怜的东西，他拍西方题材又会用东方观念来拍。所以他既是中国导演，也是西方导演……更像玄奘吧。

　　6年，“家庭煮夫”

　　“打赢就好，不要往死里打，”李岗在电话里安慰哥哥李安说?“全世界的臂膀都是往里面弯的。”李岗说的“打赢”，是指李安在刚刚结束的第78届奥斯卡上获得的最佳导演奖，这也是华人第一次在奥斯卡上获得最佳导演奖；“往死里打”是指李安执导的《断背山》在获得本届奥斯卡3个小金人之后，最终和最佳影片奖失之交臂。

　　3月6日北京时间9点，李岗和夫人以及妈妈一起坐在他的电影公司，观看第78届奥斯卡颁奖礼。这是李安继《卧虎藏龙》之后，又一次冲击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李岗说，如果非要在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里面挑一个，李安更希望得到最佳影片——“奥斯卡其实是华人的期待，最佳影片是给剧组一个交待，”李岗说，关于奖项，李安自己更在乎的是美国导演协会奖项，“对导演来说，那个更有权威性。”

　　奥斯卡的确是华人的期待，颁奖这天，除了台湾媒体云集李岗公司，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看直播之外，虽然是星期一，台湾很多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收看奥斯卡直播，到李安获奖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电话打来打去地报喜。“上一次台湾有这样的万众瞩目，是台湾的棒球参加国际比赛赢了。”李安的学长、《卧虎藏龙》的编剧蔡国荣说。

　　在李岗眼里，李安小时候非常听话，属于优质模范生；蔡国荣认识李安的时候，李安还是优质模范生。

　　他们都在“国立”台湾艺术学院读书。当时蔡国荣刚刚毕业，李安刚刚进校，蔡国荣常回学校帮忙做舞台剧，而李安也在剧团里当演员——演诗人。李安演戏的感觉蛮好，所以在他后来到美国拍片的时候，偶尔自己会在片中客串一回。

　　虽然当时两人志同道合，但并没有太多深入的交往，蔡国荣毕业后到了台湾《中国时报》，李安毕业后去了美国学电影。有一天，蔡国荣收到读者投稿，文中讨论一些摄影、好莱坞电影的执行问题，蔡国荣翻到最后一页，落款上写着：李安。

　　“在台湾两个字的名字并不多见。”蔡国荣很快跟在美国的李安取得了联系，当时的李安已经有了伊利诺斯大学戏剧学士学位、纽约大学电影硕士学位，还拍了几部16毫米电影和短片，这些电影完全无法维持他的生活，全家都靠着他妻子的薪水度日，李安每天在美国的主要生活就是买菜、做饭、带孩子、想剧本，偶尔也给台湾媒体写稿。

　　李安有位从事科研工作的好太太——家有贤妻，男儿不遭横死。他在纽约，6年没有片子拍，过的是“煮夫”生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李安那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厨艺，下牛肉面要买哪个牌子的面条，熬罗宋汤要分哪几个步骤，他都一丝不苟。《喜宴》的编剧冯光远见证了导演李安的这段低潮，他觉得李安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脑子里每天想的还是上片、下片。这也是靠家庭的支持。

　　15年，知恩图报

　　在美国待了6年，那时李安不仅给台湾媒体寄稿，还给台湾电影资料馆寄自己的短片，当时的馆长徐立功收到之后，觉得“艺术才华不错”，就偶尔通通电话，电话里感觉他是个“有想法、很真诚”的年轻人。

　　1991年徐立功已经是“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副总经理了，当时“新闻局”正在评选优秀剧本，李安的《推手》获得了一等奖，李安因此回台湾领奖。徐立功现在还很高兴李安第一次到他办公室来，打扮得很随意，穿了一件蓝色T恤，下面是一条旧旧的牛仔裤，“感觉就像是相识很久的朋友”，两人马上就开始聊起了电影。

　　徐立功与李安第一次合作，李安给他留下的感觉是对电影非常坚持：“譬如《推手》里，写外国的老婆跟他老爸的内容，他就非常坚持，他坚持认为不管老婆受到多大压力，影片里老婆对老人必须尊敬。老爸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想要有黄昏恋，李安也坚持要在片中以十分尊重的态度来表现。”

　　“李安其实也很固执。”十多年后蔡国荣依旧有这个印象。李安有一次到香港，专门跑去买了一个舞狮子的狮子头给孩子带回去，因为孩子喜欢看武侠片《狮王争霸》。结果狮子头太大，行李箱装不下，李安捧着一个狮子头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只能另外花钱把狮子头托运回台湾。

　　1996年左右，蔡国荣出差去纽约，寄宿在李安家里，两人天南地北地聊天，不知为何聊到台湾一本被禁的小说，他们发现原来对方年少时都读过这本书——《卧虎藏龙》。那个晚上，他们发现对方不仅也喜欢这本书，还都喜欢里面的前卫女性玉娇龙，当即决定把《卧虎藏龙》拍成电影。

　　《卧虎藏龙》的剧本改了很多稿，蔡国荣的记忆里，李安和他试过这种、试过那种，考虑过很多版本，有时改过去了又改回来，“但李安说应改的地方，都会改到”。两人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纽约，剧本经常要处于半搁置状态。

　　《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之后，李安每年总要回台湾参加金马奖颁奖礼，因为他的第一部片子《推手》，在金马奖拿到了最佳导演提名。

　　“李安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徐立功眼里的李安相当感性，李安拍完《喜宴》以后很多人请他吃饭，“每次他看到餐桌上有鱼翅或者其他好的东西，马上就会掉眼泪，想到太太和儿子是怎么陪他辛苦走过来的。”

　　现在每次李安回到台湾，他的母校台南一中都会有很多庆祝活动，李安也乐意去给学生签名，5点半就该结束的签名会，学生太多，签到了6点半李安也没有怨言。(王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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