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传统,我们还谈不上孝顺
贾樟柯
出生于1970年,山西省汾阳人。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现居北京。法国《电影手册》评论他的首部长片《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2000年新作《站台》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正式竞赛部分,并获最佳亚洲电影奖。这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导演第一次入围三大电影节的正式竞赛单元并获奖。今年贾樟柯的电影《世界》公映。
记者:今年是中国电影一百年,在中国电影这个特殊的纪念日子里,你敢自信地说对中国百年电影有广泛地了解吗?
贾:从默片时代到今天,中国百年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经验,其实是我们不太了解,或者是非常陌生的。打一个比方,一个不怎么孝顺的孩子,平时不关心自己的父母,到父亲要过六十大寿了唱了一台大戏,让所有人觉得我们还爱这个父亲,等寿辰过了之后我们又忘了,我们不能这样。对电影来说无所谓新电影和旧电影,每一部你没有看过的就是新电影,一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可能已经存在了八十年,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对你就是一个新电影。
记者:在百年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中,哪部电影对你影响最大?
贾:对我影响最大的影片,除了当代电影之外,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默片对电影语言的方法的寻找,那样一个精神,给了我一个作为导演这个职业的一个引导,因为那个时候的电影还在一个童年的时期,电影的技术发展没有那么完备,所以电影的可能性显得那么多。其实今天中国电影发生的所有问题,或者是我们面临的很多的重新认识的十字路口,都可以在我们旧的中国电影里面找到启发,找到答案。
记者:在逐渐认识中国电影的过程中,哪部电影认识印象最深?
贾: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通过这部电影我看到了中国电影高度发展的传统很大一部分被中断了。《马路天使》的传统就被中断了,而且还伴随着很多的误读,这部电影一直认为是左翼的电影,但是不能掩盖它作为一个电影形式取得的非常高的成就,就是对市井生活的熟悉和活泼的表现。
记者:现在反观那个时期的电影创作,你在此获得的最大经验是什么?
贾:《马路天使》把非常鲜活的市井生活,非常熟练地通过场面调出来,把市井的结构和生活有序展开。这样一个传统被中断,直到今天很多年轻导演在拍到个人接受方面还遇到非常大的挑战,甚至会认为这部分生活,这部分场景是不应该进入电影的,是没有价值进入电影的,其实你反过来想,就像一个人写一本小说,自己写一首诗,没有感受是不能进入到写作当中的。一部电影,你花这么多钱,讲你自己的感受,是不是有问题。
记者:在这样的影响下,电影工作者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导演怎样开拓自己的思路和创作?
贾:比如在《马路天使》这样一个影片的气质,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的影片中,比如早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你早》这些的影片里我们可能隐约找见,但是我们在香港娱乐片里比比皆是,比如《新不了情》。在香港电影里面保留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非常珍贵的中国电影的传统。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透露出来的不单是王家卫个人的电影理解,其实他有一个对中国电影理解的角度,大陆电影工作者面对的一百年,我们所要看到的我们基因里的缺陷。
记者:作为个人来说,你在电影的创作上最需要克服的是什么?
贾:我自己刚刚拍了第五个电影。进入到电影工作里面,八年的时间,不算新手,但还算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应该标新立异,我要跟所有的中国电影不一样,实际上你要摆脱这个传统是很难做到,或者你没有这个伟大的传统的哺育,是很难有这个持续的创作力的,我们说起中国电影的百年,我们发现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很多导演,当时拍两部三部影片了之后,逐渐创作力消退,甚至逐渐退出电影的拍摄,这是非常可惜的。
记者:在逐渐了解电影和认识电影的过程里面,你有哪些新的想法?
贾:我们应该对一些已有的、好像颠覆不破的一些判断电影的方法,进行新的调整,比如这是一部新电影,这是一部旧电影,什么是新,什么是旧,难道新拍的电影就是新电影吗,难道旧电影就没有现代性吗?还有好和坏的问题,我们评价一部电影太粗糙了,其实判断一部电影仅用好坏是很糟糕的方法,因为你会很笼统地把一个半小时延续的一个电影作品,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去概括它,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们单纯凭借一个感官的经验或者非常主观的经验判断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失去欣赏电影的那份自由和那份轻松,因为我们往往每个人都会拍一部电影在大脑里面。
侯孝贤简介
台湾导演侯孝贤基本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电影的特质也在于抒情而非叙事。侯孝贤1947年生,广东梅县人。1848年全家迁台。1973年起担任场记、助导、编剧,并与陈坤厚合作了《天凉好个秋》、《蹦蹦一串心》等清新生活小品。从1980年《就是溜溜的她》开始任导演。1989年《悲情城市》获第二十六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第四十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主要作品有《咖啡时光》、《蔷薇的名字》、《风柜来的人》、《悲情城市》、《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海上花》。
记者:台湾所谓的新电影,对台湾本身的电影来讲,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作思路和呈现方式,其实新电影这群导演,成功是因为有市场效应,但是没几年,就像浪潮一样,总是会退的,能够还在浪潮上,只剩您和蔡明亮了,现在台湾电影呈现这样一种困境的原因是什么?
侯孝贤:蔡明亮比我稍晚一点。台湾新电影对台湾的影响,反而是给这些年轻人很大的压力,后来学电影的,就是我们下一代的这些导演,基本上比较难突破这个口。现在新的时代来了,所谓的DV时代、所谓的高清时代,这个时代会给台湾电影和整个华人的电影带来改变。现在台湾纪录片特多就是这个原因,我想国内也是,包括香港也是,我想未来十年是个关键时期。
记者:在这样一个异常关键的时期,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如何能快速在市场上找到出路?
侯孝贤:艺术必须从生活出发,这不是一句空谈。我现在创作的阶段就是无时无刻不在观察,无时无刻不在看,各方面的文字,或者是实际生活。我坐公车,去咖啡厅,也去喝茶,什么地方都去。当然有些导演也很难做到,因为害怕被干扰,但是我不怕,只要你很认真坐在那边思考你的事情,就不会被干扰。导演要时时刻刻在一种生活的状态中。
记者:台湾金马奖一直重视文艺片,今年的金马奖是《功夫》获得的,这是不是台湾影片以后的一个方向?
侯孝贤:金马奖每一年都不一样,评审每年也不一样,就跟我们参加戛纳一样,你今年的片子正好合了评审的味道,就可以上,我的片子脱离了这个,不管合不合他的味道都不会上,你会上,还要有人坚持,金马奖跟我的片子一样,大家要想得奖很难,因为电影对我来讲是最难做到的就是简单又深邃,所有人都可以看懂,复杂的,连种种文化人看了也非常感动,也想得非常复杂。我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还有一点,因为年龄的关系,也没办法回到年轻,年轻的时候就是自觉要那样做,叙事简单,但是形式的容量非常大,现在脑子想得太多了,往往会用一些形式上的技巧,就是演员的语言和肢体的特点。
记者:今年是中国电影百年,不管是香港、台湾,还是大陆电影,您对华语电影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侯孝贤:说景气呢,今年也比较特别,好莱坞也不景气,好莱坞的片子不好,就是某种类型的片子获得观众的喜爱,他会一直跟,跟两三年,观众就疲倦了,没有兴趣了,而且好莱坞越来越注重这个,所谓的类型越来越少,一直在重复以前的,大家都看得疲倦了。好莱坞有百分之三四十是美国的片子,其他地方有英国的。韩国最强,韩国的片子和英国的有点类似,电视强,但是电影不强,在他本国呢,有些题材你拿到台湾来,或者拿到时候,觉得这个题材对我们来讲已经过时了。中国电影呢,华人区的电影,香港、大陆,还有台湾,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东南亚,东南亚这几年华文教育恢复很快,以前东南亚的华语市场还不错,现在看有没有机会恢复了,这一大块,正好面临着一个还没有成型,也还没有定位,在摸索之中的一个过渡期,未来十年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在好莱坞,某种类型的电影观众喜欢,就会跟上两三年,现在也有不少国内导演的创作也在跟风模仿好莱坞,寻找观众和市场,你认为现在的电影创作是模仿重要还是要注重创新?
侯孝贤:华人电影,做一些所谓华人的新类型,也想尝试,看能不能做一些累计的,能够让所谓的门槛降低一下,不同的类型更多,做得更好的话,年轻的导演很快踩在这块土壤上,并可以翻新,我觉得这边大环境要能够开放,还有所谓的城市文化的累计,这方面才能很快地接轨,毕竟电影有一种现代感,这种现代感是时间的积累,什么东西是现代的,说不上的,但是你的动作、你的言语、你的装饰、你的行为本身就透露了,我感觉内地也有内地开放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去模仿,模仿不到的,你就在你身边去看,你要去观察,根据实体,根据你的生活周围,真正在里面去抓到,你要看到一个片子,他抓了北京的年轻人也好,或者什么阶层,非常有味道,又真实,又有味道,这就是目前的形态。我们不要去模仿西方的现代感。我们要创造出新的形式和剧本,比跟风模仿会更吸引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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