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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在采访刚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小插曲，正当我一本正经地与“菩提老祖”通话的时候，我家的小狗突然叫了几声。没想到电话那头“菩提老祖”兴致大起，询问起我家狗狗的“基本资料”了。
然后告诉我，他在上海拍《功夫》的时候曾经救了一只小狗，在返港之前因为怕小狗被抛弃，就以一句“自来狗是会带来好运的”，说动了很迷信的周星驰，“现在这只小狗就在周星驰的家里，名字叫‘功夫’。 ”采访刘镇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因为从头至尾我们一直都在笑。比如他弄不准我的名字，我就告诉他我是姓孙悟空的“孙”，然后他就大笑。再比如他说“孙悟空被压在山下五百年，也没有人陪他聊天”，这回就轮到我笑。还有我们在一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之中掉线次数竟然高达五次，从第三次接通的时候我们都会先笑上一阵，然后他就问我刚才讲到哪儿了，再笑。没有办法，和他聊天就像看他的电影一样，从一开始就甘心进入他的“圈套”。这位童心未泯的“老顽童”十年之后终于给《大话西游》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对于“大话迷”们来说，它也许远未结束。
采写/本报记者 孙琳琳
《西游记》他们惟独没有经历爱情
新京报：首先恭喜“菩提老祖”，《情癫大圣》在内地上映的首日票房就突破200万元了。
刘镇伟：是吗？这个成绩不错啊，不像之前《大话西游》那么惨（笑）。
新京报：在《大话西游》中你让中国人觉得最不可能谈恋爱的人谈起了恋爱，最初这个创意从何而来？
刘镇伟：（大笑）我从小看《西游记》的时候就总在想他们的故事，他们走上取经之路有情愿的有不情愿的，后来才会去想他们经历了那么多惟独没有爱情。这四个人当中我觉得孙悟空很可怜，他被压在山下五百年，也没有人陪他聊天，如果我是他，得到自由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把唐僧杀掉，然后自己到处逍遥，还取什么经。但是这样拍出来这个人物就太反面了，所以我就把人世间最美好的爱情加在了他的身上。
《情癫大圣》唐僧的爱情应该是“大我”的
新京报：到了《情癫大圣》怎么又变成了唐僧谈恋爱呢？
刘镇伟：紫霞仙子爱上至尊宝时他还是个凡人，等他发觉爱上紫霞仙子的时候却已变成了仙。这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悲剧其实是一种“小我”的爱情，因为他们像凡人一样追求结果。但是到了唐僧就不一样，他取经是为了超度众生，他的爱情应该是很“大我”的感觉。既然是《大话西游》终结篇，那么爱情也应该是“大我”的爱，就是不再追求有结果的爱，也只有这样的爱才是无限的爱。
新京报：你之前曾表示《情癫大圣》是在重新讲一个故事，与前两部无关。但是在影片中我们还是看到了拿前两部内容作铺垫的细节。
刘镇伟：在开拍之前我就对自己说，一定要把前两部的包袱放下来，如果放不下刘镇伟以后就不该再拍电影。
其实在拍前两部的时候，我只不过是拿王家卫来开玩笑的，没想到后来都成了所谓的“经典对白”。所以在拍这部的时候我就写了这样的一段台词，当孙悟空说“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然后唐僧立刻打断他，“够了够了，所有人都会背了。”其实这是我在骂自己，也请大家不要再说了。
新京报：你曾说过《情癫大圣》是为自己的女儿拍的，她看完后给予了怎样的评价？
刘镇伟：（大笑）提起这件事我就觉得很难堪。我向全世界的人宣布说这部电影是拍给我女儿看的，结果她在参加北京首映式那天竟然看了不到10分钟就趴在我腿上睡着了。我想一是因为她听不懂普通话，二是刚下飞机太累了。不过后来她完整看完全片后还是很喜欢的，只是她不明白阿SA为什么要变成白马，她觉得应该让谢霆锋和阿SA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新京报：很多人感觉《情癫大圣》不像是终结篇。
刘镇伟：很多人也这么跟我讲，但是难道你们还没有受够吗？
爱情观 女人总是为她爱的人做一切
新京报：你的电影里女人在爱情面前总是很主动，敢于大胆追求，但是男人却非常被动，这就是你的爱情观吗？
刘镇伟：是，我想主要是受到母亲的影响。我母亲为这个家庭付出很多，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这在我父亲身上就看不到。女人总是为她所爱的人默默无闻地做一切事情，而且不求结果。她们永远都会说你怎样怎样，但是男人却总是说我多么爱你之类，“你”和“我”就是最大的区别。
新京报：那么你的婚姻生活又是怎样的？
刘镇伟：我太太跟了我26年，为我付出很多，但我还是比较像我父亲（笑）。
调侃别人 因为我是一个懒惰的人
新京报：对于你的想象力大家都习惯于用“天马行空”来形容，你认为你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刘镇伟：其实是我看事物的角度与别人不同。每个人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只是我喜欢从不同角度去看待和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出来的结果一定会不一样。
新京报：你的电影为何总喜欢拿身边的人开玩笑？
刘镇伟：因为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对于电影来说，我更喜欢做编剧而不是导演。我当导演的时候，如果某个场景或者某句话突然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看过的电影中的片断，那么我就会拿过来用，比如我觉得梁朝伟在《花样年华》里对着树洞说话好啰嗦，他干吗不直接对爱的女人说我爱你啊。
不过所有这些在我的电影里就都变成了调侃。
生活方式 拒绝一切高科技的东西
新京报：你的电影总是透露出一种顽童式的幽默和智慧，但是这样的人往往拒绝长大和成熟，逃避现实。你觉得你一直在拒绝什么？
刘镇伟：在外人眼里我这个人很奇怪，因为我到现在不会用电脑，连手机都是三、四年前才不得不去使用。我拒绝一切高科技的东西，我曾很多次问过我自己，人类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生活节奏变得如此之快，没有人可以去躲避。我想50年之后人类再回头看现在的我们会感到很痛苦，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去体会痛苦。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父母每天都拼命赚钱养家，但那时的生活却是简单而快乐。所以我一直拒绝生活在高科技里面，因为这样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停下脚步，欣赏沿途的风景。
新京报：给别人制造快乐的人往往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比如卓别林、周星驰，而他们也是你欣赏的演员。
刘镇伟：我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因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看到很多希望。其实困境也好、孤独也好，到最后都是时间的问题，在时间还没有给予我答案之前，我都会像种植一样去播种、灌溉，慢慢看它终究会变成什么样子。
而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承受力不但在慢慢增强，也许还会有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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