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家风》在中央一套播出以来，在观众中、在业内都得到很高评价，收视一路飘红，被誉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优秀主旋律电视剧。近日，记者针对这部热播的主旋律电视剧采访了该剧的编剧彭名燕老师。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小说《杨门家风》改编成电视剧，但剧名有所改变，这一变动有别的意义吗？
彭名燕（以下简称“彭”）：没有，我们就想说明这个《家风》不是特指哪一个家里的家风，而是泛指，观众可以在里面去对号，并不只是姓杨的，姓刘、姓张、姓赵的都可以去对。
记：您如何界定这部戏？主旋律？反腐倡廉？还是家庭伦理？
彭：我觉得它是一个主旋律和家庭戏的结合体。它跟反腐倡廉剧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你要来界定它的话，可能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反腐倡廉，就是这里没有一个贪官，没有一个坏官，都是清官。包括牛、杨两家的矛盾也不是好人和坏人的矛盾，也不是贪官和清官的矛盾，都是好人之间的矛盾、有责任心的人之间的矛盾，是聪明人之间的矛盾、善良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它不是直截了当地去作反腐的内容。说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它提倡一种民族之风、一种正气之风，潜在地号召人们去抵制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可能能搭上反腐倡廉的意思吧，但是比较勉强一点。
记：中国的传统美德有很多种，但您是怎么想到拿“家风”这个点来做文章的呢？况且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这个点肯定会带来许多不同的反响。
彭：我觉得家庭比较好切入。如果你要把人放在社会里面，放到一个这样大的环境里面去，它很难找到凝聚点。但当你面对着家里的老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时，家庭里各种各样的矛盾实际上就是社会矛盾的聚焦。这个社会矛盾加上亲情之间的矛盾，加上很难说得清道得白的人物内心冲突的矛盾，我觉得这样表现出的矛盾的点就比较能够扣准人的心。你如果完全放在社会上，某个单位之间发生矛盾，甚至说是被告与原告发生矛盾，像这样的矛盾，它就不容易直接触及到某个点上，某个敏感的点上。而放到家庭里面来的话，它就很容易一下打准一个点，容易在很多人的心里引起共鸣。大家会说这个事情在我家里面也经历过，我的女儿也是不听话，我的儿子不听话，我的孙女现在又怎么怎么样，我接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电话，我们家里面也又这样的事情，他们家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它容易使人们产生认同，放到一个家庭里面来聚焦，我总觉得比较能够调动起自己激情和找准切合点。
记：您认为《家风》这部戏是给年长一代人看的，还是给年青一代人看的？
彭：我觉得几代人都要看。因为你想一个老干部，我主要写的是一个离休老干部，一个国家部一级的干部，那么他有老婆、有他的儿女、有第三代，他一个人就像一张网一样，网起了几代人，几个不同年龄层的矛盾都交织在他这张网里面，也可以说别人的矛盾反映在他身上，他的矛盾也反映在别人身上。所以一下子几个年龄段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就在这张密密麻麻的亲情网里游走、碰撞，很难逃过去。这样处理对弘扬正气的主题应该也是有帮助的。
记：《家风》播出之后，不少人拿您这部作品与韩剧做对比，您如何评价，从价值观上看您觉它们得有可比性吗？
彭：我从来没有想到它去跟韩剧比。最近我看到报纸上有些人也说它比韩剧的内涵大，我觉得韩剧更多偏重在家庭的温情，它跟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不太相干。你可以把它放到六十年代，也可以把它放到五十年代，也可以放到现在这个年代，它都能成立。因为亲情，不管古今中外过，去历史还是现在将来，它都有一个依附于人性的共性。而《家风》的人性是跟历史背景联系到一起的，是跟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些情节比如说他女婿下到基层扶贫，如果要把它放到民国它就绝对不成立了。所以说剧本中所体现出的一些矛盾，是靠着社会大背景，跟随着时代变革的脉搏而显现出时代的特色。如果离开了这个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将它抽离，《家风》可能就不成立了。杨家的矛盾紧紧地跟这个时代搅在一起，你没有办法将它跟时代割裂开来，如果要跟时代割裂开来，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写法。比如说要去跑官、要去通过人情撤销扶贫，像这些矛盾你放到以前都不可能，哪怕是七十年代也不成立。这些都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才应运而生的。一些负面的、正面的元素和内容，作品所体现出的价值观统统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记：您一直生活在深圳，《家风》这部戏也是在深圳拍摄的，那您创作这部戏的背景是否也设定在今天的深圳呢？
彭：《家风》的背景在广东省，深圳其中也有一部分吧，比如说黄玉芝在深圳买房子什么的。反正我觉得它的大背景应该在整个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省这样一个大的环境，正是在一个这样的大环境中发生的故事。所以《家风》是有南国地方色彩的。
| 
收藏本文
-- 给编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