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视连续剧《亮剑》在央视一套黄金段播出之后，有的省市电视台又在“十一”黄金周同时播出了它的精编版和完整版，据说创了央市视黄金剧的收视新高、都产生了热播效应。当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初，就有评论认为它“突破”得“太离谱了”。现在综观全剧，我觉得应该对这种在文艺创作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现象作点深入分析。

　　这确实是一部力求对我国军事题材文艺创作的传统有所突破、而且主题重大的作品。它并非仅在于为我们塑造又一位“石光荣”似的有血有肉的军人形象，也并非仅在于如实描写昔日战争的英勇悲壮，而是旨在“真实”地“亮”出我们人民军队的“军魂”、呼唤一种超越历史和现实、超越“意识形态”、纯粹属于民族和国家的“中国军魂”。为此，电视剧通过李云龙这个典型，对从红军到抗战英雄、最后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我军指挥员的形象作了“逼真”的刻画，对我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发展壮大成正规化军队的历史进行了某种“还原”，对我军指战员的思想境界、精神力量赋予了新的“内涵”。对这样重大的“突破”，我们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那么，这部电视剧的“突破”是否都值得肯定呢？首先得看它极力宣扬的所谓“亮剑精神”究竟是什么。编创者为了追求突破，因而在人物对话和用语上竭力避免传统的政治思想概念，改用李云龙式的“粗话”和现今社会上一些流行的词汇和观念来表述这一严肃的观点，未免有些不伦不类。用李云龙的话说，所谓“亮剑精神”，就是什么“剑客相逢必须亮剑”，是什么“剑锋所指、七步溅血、所向披靡”，是什么“男人的血性”。李云龙还在军校毕业论文演讲中进一步阐述说，这种“亮剑精神”是由最先带兵的人遗传下来的，一旦被注入就不会改变，而且往往一窝一窝地出英雄，并举出前苏联的两组空军英雄为例。请问，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我们神圣的“中国军魂”？可笑的是，对这些不伦不类的话，竟受到满堂高级将领和教官的热烈鼓掌喝彩。

　　如果说“亮剑精神”是对我军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的一个通俗比方，姑且不论这是否就是我军军魂的全部内涵，也许无可厚非。但此剧的长篇演义，却是通过具体的人物和故事进行了本质上的“突破”，将英雄主义进行思想意识和政治观念“抽空”，不仅超越意识形态、甚至违反起码的人性和人道的程度，以至于看起来同日本的“武士道”难以区别。李云龙就直接说，“老子就是冲着武士道来的”，而且特别嗜好一对一“拔剑决斗”。当骑兵连长单刀匹马冲阵战死之后，就受到武士道者的礼遇厚葬。影片还通过几员具有这种精神的战将之口，一再肯定“战士只能死在冲锋路上”，“当俘虏只佩枪毙”。这样的“亮剑精神”岂能同英雄主义同日而语？而且，这种“军魂”不仅浩荡我军，还在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中徘徊。为此，影片专门生造了一个与李云龙比翼双飞的国军将领楚云飞，你赠德国勃朗宁、我馈日军大佐剑。在抗战时期，楚云飞就说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的现代话，他自觉维护抗战中的联合团结，比李云龙还有头脑。在被定义为“国共相争”的解放战争中，他们是“各为其主的军人”，也都是彪悍的“亮剑英雄”，都是“中国军魂”的化身。军魂当然不只涉及个人的意志和行为，无论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李云龙的部队都是按照“侠客亮剑”的方式进行军事行动的。他率部冲杀可以是为了他“独立团”的荣誉、为老婆救命、为警卫员报仇、甚至是为了“打劫”军用物资，而且不必报告上级，用不着尊照上级统一部署，只凭自己的感觉“杀猪捅屁股”、“还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完全不按常规“出剑”。幸运的是，在这种“亮剑精神”的护佑下，他每次冲杀都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或者功过相抵，甚至反过来促成了连八路军总部都莫名其妙的大战役。而在据说是“一场混战”的淮海战役中，他更是如鱼得水，换上国民党军装横冲直撞，追寻楚云飞“凭内功过招”。在“亮剑精神”灵光下，李云龙不仅是英雄，简直是战神，他天生就会看军事地图，凭灵感就能做出海陆空立体攻占三岛的战略部署。连国民党将领尚且知道爱惜“军官敢死队”的性命，他却可以不顾一切把部队打光，本人一将功成，是大难不死的福将。请问，难道能用这样的“亮剑精神”来“突破”我军的军魂吗？

　　更值得考究的深层次“突破”是，说“亮剑精神”也好、军人的战斗意志也好，军魂也好，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对此，我们没有听到李云龙在军校毕业论文中的展开，但在电视剧中却作了充分强调。首先，这种精神跟军人的革命经历没有关系。李云龙参加黄麻起义是因为自己从小就不安分，他说长征吃皮带草根是“扯蛋”，自己就是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嚼牛肉干走过来的，而他保留着的一身“土气”、“匪气”更是明证。而无论是少林寺的和尚还是习武的农民或者国民党的老兵，只要一到他手下就马上具有“亮剑精神”。其次，这种精神同我军的军事传统是相悖的。在抗战阵地上，影片借国军将领楚云飞之口当面嘲笑说：“你们不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嘛！”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精神是同“政委说教”水火不容的。李云龙特别反对“政委说教”。他说政委是管生活的，而且只有同他这个“工农”“结合”了，跟他个人成了喜欢骂人喝酒的生死兄弟，才能佩做他的政委，否则就会搞翻。对于政委的一切“说教”，他始终认为是“扯蛋”，他只服从“老领导”“连骂带哄”，谁一“扯蛋”，他就嘲笑人家是政委。而这一切，影片并不是作为李云龙的成长过程来描写的，而是贯彻始终的加以宣扬。在电视剧中，政委自始至终都是受到“亮剑”英雄们挖苦嘲笑的对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用来陪衬“亮剑精神”的政委也很不一般。他在当了一阵政委后总结说，如果按自己的一套带部队，也许很守纪律，但不能英勇作战。在影片结尾，这位政治委员终于亮出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他对一见钟情的爱人说，自己投笔从戎、杀虏无算，只是为了自由和尊严，如果一旦有违，就出走和自杀。建国初，这位在北京工作的高干就不无感伤地说，再没有用自己的身体挡子弹的朋友了。请问，否定了这些内容的“亮剑精神”会是什么？这样离谱的“突破”能站得住脚吗？

　　应该说，影片试图突破以往战争题材作品概念化倾向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编创者为了现时需要而赋予历史以当代精神、或者以新的思想理论演义历史也未始不可。然而不能不令人考究的是，此剧的这种“突破”是否真正符合历史的真实，是否占据了应有的思想理论高度。在笔者看来，编创者在缺乏对历史和生活的真切感悟、缺乏思想理论的厚实修养的情况下，为了翻新和应景，竟然借助现在社会上一些流行的时髦观念包括武侠通俗小说的伎俩，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人的战斗意志、把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的“中国军魂”演义为古代剑客的“亮剑精神”，这不仅是对我们的军史、民族和革命战争史的不严肃，而且暴露了我们创作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空虚。这样生拉硬扯，装腔作势、不伦不类的“突破”，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只能当作一种“戏说”。而戏说从皇帝轮到军魂，也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作者：曹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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