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说:不知道从您的角度说今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纪念活动？

　　任仲伦说:今年是中国电影一百周年，国家对此表示高度重视，上海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是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毫无疑问对我们中国电影作出贡献的艺术家，艺术成就表示敬意是理所当然一个我们会召开大型的纪念会，缅怀对中国电影作出贡献的艺术家，也探究上海电影发展的一些经验，鼓舞和激励我们目前在上海电影业上工作的电影人。搞一个文艺晚会，用形象生动的方式展现中国电影发展的东西。

　　任仲伦说:也让我们中国的电影人抒抒情。从政策层面上，上海的政府给予上海的影视发展强烈的支撑，作为业内人士是我们是比较高兴的，我们期待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做一个工作。

　　任仲伦说:据我了解政策是真正的内容，有几大措施，包括大的环节，包括资金上的，在人财物上都会有必须硬朗的措施，不是宏观的，不是虚拟的。因为在几次征求意见的时候，上海政府历来对上海的电影保有期望，我自己以为可能在今年中国电影一百周年的过程中，从地方政府来说，上海政府的措施是最硬朗和明朗的，对我们上影集团鼓舞很大。

　　主持人说:这实际上也是香港的影业多年的希望，应该说上海走到了前面。

　　任仲伦说:对，上海电影的环境是比较好的，包括文广也出台的一系列的措施来支持我们上海的电影。其中在创作上给我更多的支持，在整个的电影业中，上海市应该会努力实现我们心中一致埋藏的梦想。

　　主持人说:上影集团是大的集团性的公司，通过和《2046》尤其是《伯爵夫人》这样的合作，有没有看到别人优秀的方面，能够给我们新的鼓舞？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

　　任仲伦说:我曾经说过，我到了上影集团以后，我读了工商管理，读了两年，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些让我迅速的了解企业运行的理念，更主要的是对企业的了解是来自与实践，更多的收获来自与谈判。我和华纳谈判的两年，我更多的经验是从这个谈判中的。

　　任仲伦说:你干了十几年的报纸，你的表达，反映，抓重点会比较明显，当老师的表达能力会比较强，但是在跟华纳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比书本学到的更实际，同样在和泽东公司合作也好，英国的公司合作也好，得到的东西是最实际最有用的。

　　任仲伦说:从我和王家卫的合作，我对他市场理念的认识是非常佩服的。去年我们做《2046》的市场推广的时候，他至少陪着我主持了三次以上的推广会，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设想，这些都是符合市场本性和观众的需求的。不仅仅对艺术的判断，对艺术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影业对市场的推广，他们是很棒的。

　　任仲伦说:《伯爵夫人》的导演这些他们都保持的艺术的追求，有高尚的职业水准和专业水平。一进入拍摄现场，从导演到演员，我用的是高尚的职业精神，可以让我们很多人反省，艺术有时候需要职业精神和专业水准。

　　主持人说:我当时去拍摄现场，感觉他们拍的非常精雕细琢。包括莫生先生的去世。

　　任仲伦说:莫生先生去世我们也非常的哀痛，他整天乐呵呵的在现场，但他背后的痛楚，我们最缺乏的是这种职业精神，我们现在对影片的商业措施是逐渐逐渐的积累，但是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缺乏的是这种职业精神，现在我们是浮躁的，潦草的，花样溜冰的。

　　主持人说:很多人进入影视商业是一时的，真正把艺术或电影当成一生的事业来说的人是不多得。

　　任仲伦说:浮躁会过去的，喧哗也会过去的，历史有记忆也会失忆，记住的肯定是具有艺术水准的，给人启示的电影。一百周年回顾看历史的，我们不只是放礼花的季节，这一百年来

　　任仲伦说:中国电影留住了什么？失忆了什么？我们所有干电影的应该从这个来看一看我们该做什么？我相信中国的及千部电影拍摄后，六在电影史上估计也就是50?100部之间。下一个一百年中我们干的应该是能够留下来的，这是所有的电影人应该考虑的东西。这是纪念我们一百周年对下一百周年最好的方式。

　　主持人说:在亚洲电影，我们注意到韩国的进步有非常大的成功，您是怎么看韩国电影的？

　　任仲伦说:韩国电影的风起云涌是一个基本事实，有一个比较蓬勃的发展，但把它看成是中国电影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我个人认为是舆论把它夸大了，形成高收视率的在中国市场上到底有几部？

 
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

　　任仲伦说:也就那么三五部，在中国市场上硬气巨大反响的是超过他们的，这是舆论的渲染造成的夸大，韩国的电影在艺术上没有秘密武器，只是把我们传统的东西稍稍的恢复了一下，潮气朝落，周而复始基本的秘密是差不多大长今无非是把传统的文化，人类对真善美，感情，基本上传播的儒家文化。

　　任仲伦说:大长今是儒家文化的出口转内销，基本上是民族的基本心理，是大众的基本心理，闪亮的人性和真情的交往交流，加上圆满的结局，这是中华民族大家都渴望的东西。在二十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份资料是分析中国电影观众的心理的，中国电影的观众和欧洲不一样，欧洲的观众喜欢悲剧，西方的宗教中悲剧中给人人性的震撼，然而中国的观众喜欢喜剧，喜欢圆满的结局，他们建议这些片商尽可能带一点让中国老百姓感到满足的影片。

　　任仲伦说:在二十年代有美国的市场分析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八十年过去了还是一个基本的规则，大长今还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体现，艺术新和旧之间不是截然的革命，是周而复始的交替使用。

　　任仲伦说:英雄主义在这几年中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中很少，我们崇尚时尚，崇尚物欲，少了具有英雄去该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色彩的影片，亮剑土地出现有比较极端的英雄主义色彩，罗曼罗兰在谈贝多芬传的时候有一个前沿，德意志整个沉静在小智小慧里面，所以他打开窗户推崇贝多芬这样的英雄里面。我们今天这是这样，我们没有大智慧，我们也沉湎在小情调里面，但是精神层面中没有大的升华，但是人的毕竟是需要这种东西的。

　　任仲伦说:人物和人物性格方面，导演和演员炒的是明星，我们必须关注的是作品必须的人物，我们把演员和人物脱离开来了，我们不知道他演的是谁，这个角色有没有价值在舆论界已经不重要了，这多多少少是舆论界的幼稚，到以后，人物形象，性格应该还是我们关注的东西，我们整个演义界忙忙碌碌下来，没有一个典型的人物性格，我们忙的干什么？

　　任仲伦说:第三点在制作上的用心，我们已经很市场传统小说的形势，最大的特点是细节，大长今也是很多的细节打动人，细节的放大，渲染出来是所有影片成功的地方。《亮剑》出来以后这么多年代了，我们没有想到这部剧能够这么好，它的效果非常让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