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做这么多剧都是大团圆的结局，您是不是倾向于把剧写得美好向上一点？

　　彭：我的本性是浪漫主义的。我相信生活磨难绝对是有的，但有一种境界是可以把磨难转换成幸福的，那要看人自己的努力看人心。而且我写了这么多戏以后，我写着写着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你写好人是动人的，你写坏人你编的情节再离奇再跌宕起伏，因为他是坏人，怎么着他都不动人。所谓动人就是能把观众的眼泪勾出来，他们拿着手绢观看就一定是因为感动。而且我相信电视剧还是有文以载道的功能，这是它不可推卸的使命，不是说大话，我是真这么觉得。我所赋予自己作品的使命就是第一我相信人本善，我希望人心善良，我每一部戏播出的时候我都希望有人说这个戏谁谁谁仗义、善良。我记得在拍《青鸟的天空》的时候，剧里有两个小演员，演拉拉的小孩在现场是姥姥带着，姥姥跟我说一句话“你们那个戏写得真好，如果要是所有人都像你戏里写得那样，这社会就好了”。我当时想，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觉得这就挺好，所有的人感叹一句说人要是都像这样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人还是善良一点好，善有善报。

　　记：您的作品是站在作为女性的视角来写的吗？

　　彭：我觉得我基本是抹掉性别视角的，我的好多戏交出去以后，因为编剧并不被人所知，别人看到的是剧本本身，很多人见到我后会很惊讶，说哦，编剧原来是一女的。就像《半路夫妻》今年4月18日在南京开新闻发布会现场，我一进去，孙红雷大惊说：“噢，我们的编剧是一个女的呀，还这么年轻，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戏是一个男作家写的，而且可能要奔四五十的样子”。（笑）常常会有人会这样误会，《海棠依旧》也不大能看出来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写的，《手心手背》就更是男人戏了。

　　有时别人会问这部戏里哪个人是你，我说你放心好了，哪个人都不是我，但是可能有个别细节中有我的生活，大多数细节可能是我的朋友和我周围人的，还有就是我对生活观察到的一些。我觉得电视剧和小说是不分家的，只是写作的形式、表达的形式不一样而已，我写作不会用女性视角写作。我最喜欢的作家比如说海明威、博尔赫斯、福克纳都是男性作家，我崇拜的作家也没有一个是女性。我日常读书方法也不是软性地读，比如说我会对历史、哲学等方面有广泛的兴趣。所有女性的东西我只对穿衣打扮感兴趣，这是我的视角（笑）。写作的时候我没有。所谓的女性视角怎么讲呢，我只能说可能是因为女性观察得比别人更细致，或者说因为女性心软的原因，有的时候更善解人意，更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一些问题。所谓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是说比如我在一部戏中写到一个40岁的男人，我会站在这个男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去考虑他的思想和言行举止。比如《海棠依旧》中的田健，四十岁人到中年，头发慢慢往下掉了，自己忙乎了半辈子就想写一本书没写成，然后在单位里面委委屈屈当一个编辑其实胸怀大志，这样一个人你可想而知他是什么感受。我没有男女作家的那种分别，所以别人看我的东西说不像是女作家写的，我就比较得意，我说那当然了，那因为我们北京作家身在北京放眼全国胸怀世界（笑），所有我们写东西会比较大气，所谓的大气就是更硬气一点，关注的东西更广泛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