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性别审美,可能吗?

　　一、

　　李宇春最后那场的得票3528308，男人们对于这个数字应该早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了。男人们应该早就明白一点，要想看美女洗眼睛，那就换台吧，超女不是他们要的“美女”。

　　国内的娱乐圈一定大跌眼镜，毕竟李宇春、周笔畅这样走中性路线的歌手，在中国内地的娱乐圈尚未有先例。

　　中性路线在国外并非稀奇事情，当年小甜甜布兰妮正准备从玉女转型为熟女、走性感路线的时候，就曾遭遇那个一向喜欢穿衬衣打领带的新人艾薇儿的严峻挑战。美国妞惊喜地发现，原来，女生不穿低胸性感紧身衣裙，也可以有型有样地征服观众。艾薇儿红起来之后，台湾SHE迅速崛起，成全了一个人ELLE，本来这个少女组合中的三款少女，是唱片公司捆绑销售给观众的，三款少女，有骨感的，有丰满的，还有中性的，青春无边———必有一款适合你。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最有观众缘的，是最不漂亮最不刻意打扮最像男生的ELLE。

　　一个女性如果很有男人缘，只说明她有性的魅力，而如果她同时可以得到同性的喜爱，则说明她还有人的魅力。可是，美女通常是没有同性朋友的，就算她人品不坏。看看与超女有关的论坛就知道了，关于叶一茜、关于陈西贝的评论实在不忍卒听，叶一茜被人称为奶瓶（二奶+花瓶），陈西贝因为喜欢穿短裙，所以叫“陈大腿”。而异军突起的笔迷和玉米，大部分都是女生。当然，在总决的那一场，七十多岁的老奶奶，为了支持李宇春，从上海坐飞机到长沙。男人们没有理由不惊叹，中性的魅力老少咸宜。

　　据说，李宇春从前也留过长发，曾经也化过很美艳甚至可以称之为俗艳的舞台妆，幸亏她那样造型的照片不多、在网络上流传不广———也幸亏她命中注定在成都赛区可以遇见优秀的造型师MAYA老师，在她的手下，李宇春脱胎换骨，中性定位开始确立。

　　二、

　　可以说，对于艺人而言，中性只是一种策略。但是，对于文化人而言，中性则可能是一种整体性的文化现象：超女们的成功可能说明的是超性别主义的胜利———女性不再由男性来评判，而由女性自身来评判；我们这个社会关于女性的美学标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彻底地脱离过男性话语———“她”的标准就是“她们”而不是“他们”定。

　　超女的胜利，并非来自男人对传统女性的审美疲劳。男人们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美女标准，笔者本人在一次饭局上就被一个朋友强行要求投票给张靓颖，男人们的审美依然故我。但是，他们从这场本来就女权色彩浓重的超女选拔中退出了，大多数男人被超女的女权色彩击退———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的游戏，他们不自觉地靠边站了，这是超女的第二个胜利，“她”由“她们”而不是“他们”选。男人们自然有他们自己的天地，他们毕竟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美女，网络、电视、纸媒、地铁的广告牌，还有，迎面而来的马路美女。在余华新作《兄弟》中，那种全镇男人集体意淫镇上唯一一个美女、对她充满性幻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今天的女人们，从经济到精神领域，也足够强大，她们更是超女收视的主力军，她们的审美取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决定了超女最后的结果。想想，居然会有女粉丝，不停地按键发短信支持春春，一夜间竟发了六千多条！就算有部分坚守自己审美取向的男人们还在努力支持叶一茜等少数美女，也只是人微言轻了，哪里斗得过势力强劲的玉米笔迷啊。

　　三、

　　现在，让我们离开超女的话题，谈一点女权主义的问题。女权主义者有这样一个前提假设：两性是平等的，在体力和智力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假设，我们就很难相信，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男性凭借和女性一样的体力和智力，却高高在上地压迫了女性这么久。唯一可能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男性和女性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保持了实质上的平等，而表面上的不平等只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话语策略不同———女性以示弱、沉默作为自己的话语策略，而男性以逞强、鸹噪作为自己的话语策略，这种话语策略只有话语策略上的高下之分，没有男女地位在实质上的压抑、统治、盘剥、尊卑之分。

　　从某种方面讲，我认为女性的话语策略更为成功：它通过示弱，进入现代以来，几乎让所有的男性都产生了某种原罪，几乎没有几个男性不相信这样的女性主义话语信条———在过去的数千年，男性压迫了女性，他们对女性犯有某种原罪。今天，绝大多数女性也正在这一信条下接受着女权主义话语。她们把整个人类历史理解成男性单方面侵犯女性、压迫女性的历史，理解成男性和女性的战争以及女性彻底失败的历史。而在我看来，男性和女性的确是处于某种纷争的状态中，但是，这种纷争从来就没有分出胜负过，有的只是男性和女性话语的策略的不同，以及这种策略不同产生的差异。

　　同样，我相信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们的话语是出于策略的需要。但是我想，她们的话语，因为过于强调性别对抗，使它拥有了太多的好斗色彩。它偏离了女性主义话语的传统策略———示弱和和解。女权主义者从对抗出发，对母性、妻性的解构，把母性和妻性当成男权压迫的机制的看法等等，都是这种策略的产物。强调两性对抗，本身就是一种压抑。

　　反过来，如果女权主义话语把男女的绝对平等当作目标，那这个目标给女性带来的不会是简单的解放，同时也会带来压迫———我不相信让女人和男人一样上战场是对女性的解放。我得说，我不是一个男权主义者。我不是在男权主义立场上说这些话的，我只是想让我自己对任何一种强调对抗的性别话语保持某种必要的警惕———无论是对男性话语，还是对女性话语。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传媒是在不自觉地迎合这种危险的女权主义策略，还是对它有自觉的反思？由此观之，我倒是宁可真的看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超性别审美了。

　　（葛红兵、谢彩）

　　从超女看文化转型

　　超级女生大赛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本土大众文化的三个基本态势———身体化、娱乐化和反智化，在超女事件中已经图穷匕见。然而，作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它提供的启示却远不止于此。

　　我们看到，由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构筑的三位一体的世界体系，早已分崩离析。这主要是因为，以中国为核心的儒教文明，在革命中发生了剧烈蜕变。它先是被新国家信仰取代，继而又被消费主义所替换。超女是媒体市场化的必然后果，它正在冻结为资讯时代的一个奇异样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展开过热烈的启蒙主义运动，并指望从民众的政治觉醒中获得文明飞跃的动力，但这个运动在1986年冬天被强行终止。孔子、圣保罗、佛陀、穆罕默德、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这些思想精英曾是撬动历史的重要杠杆。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等知识精英的观点，也一度对中国大众产生微妙影响。在那个时代，精英主持文化创造，而大众则负责学习和模仿。这一社会分工模式，奠定了精英的崇高地位。

　　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鉴于媒体、互联网和大众消费的日益发达，精英的地位却变得岌岌可危。中国知识精英的失宠，还受制于两个不同空间的影响：其一是知识精英被边缘化的全球性浪潮，爱德华·萨义德、雅克·德里达和苏珊·桑塔格等学者的去世，据说是“最后的知识分子”的终极退场；其二是中国本土的流氓主义思潮，流氓作家大肆嘲笑知识分子，把他们贬斥为“知道分子”，从此“精英”一词沦为大众嘲笑揶揄的对象，其间隐含着无能、酸腐、抱残守缺和孤芳自赏的可笑语义。

　　大众通过互联网瓜分了先前被垄断的话语权。文化“粉丝”（哄客）甚至利用手机民选，从精英评委那里夺回遴选超女的权力，并按自身的尺度来营造偶像。与此同时，精英的原创力急剧下降，而大众却展露出前所未有的原创力。哄客们甚至创造了诸多自我辨认的名词标识,例如何洁的粉丝自称“盒饭”，张靓颖的粉丝自称“凉粉”，而李宇春的粉丝则自诩“玉米”。这些新语词的涌现再次证明，就连粉丝式大众都具备了话语构型的能力。从周星驰的戏仿式“大话”，经过芙蓉姐姐的S型身躯，到超女大赛的青春期狂欢，所有这些都在指证了一个基本事实：精英垄断文化原创的时代已经终结。

　　文化就此启动了从精英主导向大众主导的剧烈转型。在这场规模盛大的变乱中，我看见了知识精英的二度分化。第一度分化导致许多人缩入学院体制的硬壳，形成庞大而平庸的“学院派”，只有少部分握住了对公共事务表态的权柄，第二度分化在与大众文化的权力博弈中，一部分人成为“抵抗派”，坚持蔑视和反对大众文化，而另一部分则集结成为“投降派”，对大众文化一味叫好，成为软弱和毫无原则的“民粹主义者”，并按文化消费市场的要求大量炮制“观点”。在超女事件上，以上两派都向我们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文本。

　　在对抗与妥协的背后，知识精英的焦虑呼之欲出。历史上出现过的每一场大众消灭精英的运动，都是多数人的暴政，它只能使文化均质化，令其在拓展宽度的同时丧失必要的高度。但在后现代社会里，知识精英并未真正退场，更未像西方学者悲叹的那样彻底“消亡”，唯一不同的是权威性已经褪色。他们应当学习如何从大众那里获取新的文化资源，以弥补自身的严重缺陷，并继续承担高端文化原创的使命。

　　精英与大众不是天敌，恰恰相反，他们是密不可分的盟友。超女大赛推出的“三甲”，正是评委（代表精英立场）与哄客（代表大众立场）和解的产物，它向我们出示了价值共生和文化多元的全新图式。在“体制－资本”双轨制的语境里，精英与大众的这种博弈式合作，才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的道路。（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