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长今

刘慧芳

　　与中国的宫廷戏相比，《大长今》的剧情很简单，“简单女子的奋斗史”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甚至有人觉得长今简单到没有脾气，没有个性。

　　然而，就是这个简单女子，却创造了奇迹。据央视索福瑞最新收视报告显示，在《大长今》播出10多天后，累计观众到达率25．15％，整体观众总量超过了1．63亿人次。在成都地区，一周的平均收视率就达到5.6。而媒体报道说，除了邻里人家、白领精英的街谈巷议，梁羽生、琼瑶、周星驰、海岩、张国立等，都无一例外地关注着《大长今》。

　　一位评论者说，大长今之“大”不仅是官职，更在做人的胸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认为：大长今是我们这个时代电视剧中所缺失的女人。这种缺失，是多方面的缺失。

　　缺失的女人

　　长今为什么如此受关注？这是很多观众关心的问题，喜欢而似乎不明就里。对这个问题，尹鸿反问道：今天这个社会，把聪明和善良结合在一起的女人还有多少？

　　在尹鸿眼里，长今还是个知识分子，有专业性学习的能力，比如她对文学、医道和膳食的专注和研究，尤其是不顾性命危险帮助平民百姓，救治传染病人的大无畏精神非常值得称道。这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不仅让长今拥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还使她能够在遭受误解、陷害和打击时，逢凶化吉，绝处逢生。同时，“长今又很执著、善良、宽容，这是很难的”。尹鸿表示，女人都是两面性的，比如我们说“女强人”，那她可能缺乏必要的宽容、柔软、善良；另外一方面，过分柔弱、善良的女人，如电视剧《渴望》里的刘慧芳，我们觉得她不够有能力、不聪明，只有善良，偏软弱。而长今身上，有女性秀美的一面，有足够的善良和宽容，还有智慧，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实属难得。

　　《大长今》可以说是一部苦情好人戏，但与中国同类戏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中国拍这种苦情好人戏，都是以苦戏作为基本结构，以主人公吃苦为主。刘慧芳也是受苦的人，但多是逆来顺受，没有上进的精神，长今则是善良上进，而且总是苦尽甘来，好人有好报，而从刘慧芳那里看不到回报的，我们只看到她不断受苦，让我们产生一点优越感，然后可怜她、同情她。“尽管长今的苦尽甘来还说不上成功，因为大家在看故事嘛，观看的过程有快感，因为每一次都有人帮助她，化险为夷。这跟我们习惯的苦情戏不一样，受苦的都是苦大仇深，永无翻身之日。”

　　长今这个女人带有一定启示，每次受苦的时候，她的善良和坚忍不拔让人有扶她一把的冲动，愿意为这种善良作出牺牲。

　　缺失的爱情

　　爱情是影视作品必不可少的元素，《大长今》对此着笔不多，但却感人至深。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从头至尾，长今和闵政浩之间只有几次牵手和一两次劫后余生的拥抱，除了眼神间的爱慕之意，连他们什么时候相爱的我们都不知道。有观众评价说，这是跨越阶层的顶级爱情：心心相印，不离不弃。“没有哪种爱情比这种不用说出来，患难与共生死相守更让人感动的了”！

　　对长今这种韩剧普遍式的爱情，北大怪才孔庆东有另外一种解读。孔庆东曾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任教两年。他透露，韩国过于森严的男尊女卑制度，使得女人基本上依赖男人，导致女人没有理由要与男人平等。但是，恰恰在女人地位甚低的韩国，出现了少数自强不息的“女强人”。而大长今，就是400多年前的一位韩国“女强人”，而这个“女强人”的爱情在当下的韩国都是不多见的。

　　韩国畅销爱情小说《菊花香》里有一首小诗，孔庆东把它视作韩国女人的《男人颂》：我曾为你哭泣，现在为你而活；我将为你死去，把生命全部献给你。大长今与闵政浩的完美爱情，依然掩盖不了韩国社会尖锐的性别矛盾,但对芸芸众生而言，尽管遥不可及，他们也情愿把这种爱情看作是自己在鸿蒙人世的一份慰藉。

　　缺失的价值

　　除了长今的单纯，简单的人生哲理也贯穿全剧。“菜肴没有秘方，时间、诚意和汗水就是秘方。”“如果一个人恃才而骄，才气对他已经是毒药了。”“医术是用来救人而不是害人的。”反观中国，电视剧热衷挖掘人性的复杂，现实中似乎耻于谈论基本的做人原则。看到这些简单的道理，被剧中人磊落地、坚强地重复着，在观众内心深处会产生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

　　这一点，内地电视从业者似乎视而不见。尹鸿分析认为，韩剧在表现正面价值观方面，总体要比我们好，这跟韩国社会价值观相对稳定有关。“中国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社会公平、公正比较缺乏，正面价值不容易建构，表达起来显得虚假。”总体来说，中国电视剧主流正面价值传达不够，当这个社会本身的正面价值不够的时候，要文化来建构正面价值，尹鸿觉得需要很高的水平。

　　其实，做到这一点不只是韩国，美国也做到了，因为美国社会价值观也比较稳定。“凡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比较容易建构，而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动荡时期，正面价值很难脱离于现实而存在。一些传统伦理价值观在逐渐失落，《大长今》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缺失的表达

　　在《大长今》里，似曾相识的画面层出不穷：圆润的汉字、写意的水墨画；《三国志》里的“鸡肋”，孟子初见梁惠王的对答；中国女人的香粉，来自四川的金鸡；干净的笑容、虔诚的礼仪……熟悉的东亚“筷子文化”扑面而来，但熟悉里又夹杂着一定程度的陌生。

　　尹鸿认为，这就是“熟悉的陌生性”。韩剧所包含的情感状态、文化状态，跟中国是有接近性的，但表达方式和细节和我们是不一样的。熟悉的陌生性，是所有文化流行的规律。“太熟悉了，大家觉得没有新意；太陌生了，大家又觉得太遥远。”

　　作为一部电视剧，《大长今》的电视语言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差不多。“它的制作比较精良，一集耗资十几万美金，生活细节的处理也比较认真考究。”尹鸿的这一观点，代表着大多数圈内人士的意见。显然，这还不足以说明《大长今》受到普遍追崇的根本。

　　“根本原因在于，《大长今》所塑造的女性长今，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缺失的女性的表达。”尹鸿告诉记者，“这个女性跟剧中营造的文化环境比较吻合，如果换一个很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样的戏，但是文化环境反差性太大，假定性不够，我们觉得不真实，大家不接受。”

　　长今，这个缺失的女人被放在一个跟她生存的那个环境里，观众都不熟悉，因为这是个假定环境。“其实，这个社会缺失什么，你给他提供什么，但是提供的东西不能太假了。”这个缺失的女性长今，因为电视剧提供的环境，观众无法无法判断真假，而这个人物本身，足以让大家感动。《大长今》有大量的独白、不厌其烦的说教，跟上世纪8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电视剧差不多，但是它自成一体，所以不觉得厌烦。社会的现实和从业者关注的层面，都表明这种表达在我们生活中的缺失。 本报记者 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