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同济大学教授、文化学者）：

　　“超女”和民意邂逅

　　记者：这样一个大众娱乐节目，最初是怎样吸引了你的眼球？如果将它作为研究对象，你最感兴趣是哪点？知识分子似乎向来对电视娱乐节目比较看轻，请问这个节目有什么地方打动了您？

　　朱大可：我观看“超女”的最初动机只是观察，因为大众文化研究是我的职业饭碗，但最终有某种东西动了一下我的神经，我想那应该就是人性。21世纪“零年代”的青春女孩，她们对世界的梦想、渴望、焦虑和恐惧，展示得空前的透明，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到今天为止，好像还没有任何一个节目可以做到这点，尽管它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加以改进。“低俗”之类的批评，并不能反证批评者的“高雅”，恰恰相反，它显示了某些“高雅者”的狭隘和偏见。

　　记者：由“超女”引爆的这场“全民娱乐”运动，在你看来是不是有点怪异？

　　朱大可：“全民娱乐”这个提法，我看并不准确。消费“超女”的，主要是中学和大学女生，所以最多是一个亚文化社群的“虫虫总动员”而已。中年一代是被自己的孩子们和媒体扯进去的。“超女”不能改变多元化娱乐的现实。“超女”所改变的，只是人们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的容忍度而已。

　　记者：这个节目的诞生有没有“颠覆未来的电视节目”的意义，还是仅仅是和“民意”偶然的邂逅？

　　朱大可：只要抓住了民意，有没有创意，我看没有多大关系。“超女”抓住民意，不是一种偶然的邂逅，而是市场化游戏规则的必然结果。自由竞争的市场，就是民主理念的经济学展示。湖南卫视是电视业市场化的先锋，在它的“模仿”和选择背后，有一种坚硬的历史的法则。如果一定要讲“邂逅”，那就只能是古老中国和近代市场主义的超级“邂逅”了。这倒是挺偶然的，出乎所有本土先贤的意料。

　　记者：大众对于“超女”的狂热和改革开放以来种种通俗文化的流行爆发是否有区别，比如它和球迷对于足球的狂热之间有什么区别？

　　朱大可：没有太多的区别。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流行文化是民众自身欲望投射的结果，观察各个社会分层的流行文化，就能辨认出每个社群和阶层的心灵特征。

　　记者：“超女”结束后，请问它还能够留下些什么，对于电视、对于文化、对于社会，会有积极意义吗？还只是很多媒体一厢情愿的乐观？

　　朱大可：一切流行事物都是速朽的，但人性是不变的，它总是在不断寻找新的欲望投射物，寻找新的方式、偶像和商品。但所有速朽事物的总和，构成了大众的集体意志。在经历了漫长的“高雅主义”的统治之后，我们应该学会认真倾听大众的心声。这大概就是媒体所说的“积极意义”之一吧。

　　小宝（著名专栏作者）：

　　“超女”当众打开潘多拉之盒

　　记者：“超女”引起的万人空巷的场景，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含义是什么？

　　小宝：这是近十年来，最热闹的一场电视秀，人气之旺，超过了所有别的电视节目，可以称为一次事件了。这个事件是超常的，它在国内其他节目一片死气沉沉中，突然冒出来，让人兴奋。这说明大众的热情其实是很盲目的。中国的娱乐市场根本没有好好开发，超女如此轰动，说明大众对娱乐的饥渴程度非常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电视台没有好节目，娱乐公司也做得不够专心，如果以100分为标准的话，都是做到20、30分就打住了。“超女”的成功，再次印证了电视才是当今最大的主导媒体。电视最优秀的人才，一定可以有最大的回报。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评论家）：

　　当代电视的“新大众化运动”

　　记者：“超女”从节目样式上，充其量也是一个国外引进版，为什么偏偏成功的是它，而不是别的？

　　小宝：“超女”的形式，确实是从国外抄来的，国内目前最成功的节目都是抄来的，这档节目只是将原创很好的本土化了，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转换。同样，《莱卡我型我秀》，形式上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就远远没有超女的影响力。从最初的海选，评委的脱口秀，此外，“超女”还经受了每周一次直播的考验，这是很了不起的。中国的电视节目，除了体育比赛，很少有直播的。在电视普遍虚假的背景下，这样一档带有生活质感的节目，无论对错，都是赢家。但“超级女声”如果被行政手段干预的话，它不会做到今天的成功。

　　记者：“超女”最后的评选结果，意味着什么？

　　小宝：李宇春的拥趸，按我的想象，是那些不好看的小女生，功课也不是很好，生活中很平常的人，李宇春是她们扬眉吐气的代言人。她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有意无意地都有些压抑，所以很多人就疯狂着这个，甚至有人一投就是1000票，任何节目，如果能让人们把自己的人生放进去，对他们的人生有意义，那就成功了。

　　记者：“超女”最后的结局，似乎有些失控，请问它的致命伤在哪里？

　　小宝：“超级女声”到了最后阶段，主办方已经无法控制了，它从最初的选“超级女声”，变成了选超级女生了，粉丝们汹涌澎湃的热情，主办方不仅始料未及，而且简直无法应对，最后只好让短信来决定结果。如果说，节目的初衷是纯粹娱乐的话，那么，它就是考虑不周的，它要承担的使命太多了。由短信来决定结果更是很荒唐的。再走下去，就会崩溃。它在程序上绝对是失控的。就如同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就无法关上。人性最恶的一面，得以暴露出来。那些参赛者才是受害人。她们虽然才21、22岁，但在意见彼此相左的“粉丝”中，她们遭受过各种各样最难听的攻击，其恶劣程度，让这些女孩，提早进入险恶江湖，她们在参加比赛前后，相差太大了。

　　记者：“超女”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低俗化”的争议，你怎么看？

　　葛红兵：那些说“超女”低俗的人，是用宣教和精英的眼光来看“超女”的，他们在“超女”里看不到教育意义、精英价值，就生气了。我对“超女”有个说法：低端但不庸俗。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大多数平凡的人，都活在低端，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就不做人了，就要退出这个人生的比赛，我们还是要坚持者参与下去。水平是低端的，但是，这种坚持和参与是不“庸俗”的，甚至是可贵的。

　　记者：在文化多元和开放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当下，人们有足够多样的娱乐选择，为什么独独这样一档娱乐节目，点燃了全民的激情呢？

　　葛红兵：暂时还不能说我们的文化已经多元或者开放了，其实，从大家迷“超女”的程度，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是否已经多元或者开放，或者至少可以看出我们的电视是否已经多元开放。如果承认这个前提，大众迷“超女”，就一点也不怪异。人是什么呢？马克思和萨特等很多哲学家都相信，人就是激情本身，激情是人的本质。我们这个社会是激情没有地方发泄的社会，社会上充斥着没有地方使用的激情。从“超女”里宣泄出来，很正常。

　　记者：有人说，这个节目的成功是因为抓住了“民意”，但是，“抓民意”的创意无非是《美国偶像》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美国是打投票电话，“超女”是短信投票），请问，包括湖南台或者其他电视台这样那样的“克隆”方式，有没有“颠覆未来的电视节目”的意义？

　　葛红兵：现在从电视开始，让文艺真正为大众服务，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这是好事儿。电视有个特点，可以视觉、听觉一起上，直观，什么是喜欢的，什么是不喜欢，一个人马上就可以看出来的，而且是他自己看出来的，他不大容易受糊弄。什么是糊弄大众的大众化，什么是真正的大众化，大众一看，心里就明白了。大家为什么愿意看湖南一个地方卫视的大众化？大众心里有观点，有立场，有意志。700余万张选票，在我看来，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说明它抓住了民意。我把它看作当代电视乃至文化的“新大众化运动”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它有颠覆性意义。它会让我们重新给电视给文艺做一个定位，也许以后中国电视会因此而重新选择道路。

　　记者：“超女”结束后，人走茶凉，请问它会留下些什么？

　　葛红兵：没有一种节目样式会永远火，会长青不败。尤其是娱乐节目。对于，“超女”这样的节目，我们不要用过分的理论去包装它，也不要用过分的“深度解读”去挖掘它，我们要慢慢地学会习惯，一个好的东西，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它就是低端的，简单的，是一场娱乐，它也要过时，也要被遗忘。不过，我相信，“超女”节目，对电视和文艺界是会有一些触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