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一九四一年，抗日硝烟笼罩下的冀中平原，夜幕沉沉。被八路军关在牲口棚里的八名罪犯，在土匪大秃子的策划下准备出逃。突然牢门被撞开，遭奸细诬陷的八路军指导员王金被推进来与罪犯们关在一起，于是打乱了罪犯们出逃的计划。大秃子等人对王金怀恨在心。部队卫生员杨芹儿来给逃兵小狗子换药，土匪瘦烟鬼用下流语言调戏她，被王金挥拳打倒在地，但王金换来一阵更为猛烈的毒打。王金蒙受不白之冤，内心痛苦，但他克制了自己的委屈情绪，以其宽广的胸怀及倔强的性格，感化、教育同牢犯人 。特别是在通过封锁线时，大秃子因蹩了脚，赖着不走，王金背起大秃子前进，使部队安全到达宿营地。除投毒犯和奸细外，其他六名罪犯都有所触动。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随军监狱与大部队失去联络。锄奸科长许志下令处决了罪大恶极的投毒犯，但面对其他无法核实定案的犯人，特别是对王金犹豫不决。 王金为顾全大局 ，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处刑，令许志感动，最终决定带犯人突围。当押解人员和囚犯陷入日军的包围圈时，许志不幸负伤，形势十分危急，王金等人纷纷要求参战。经许志同意，王金带领余下的人冲杀出去，勇敢抗击敌人。在浴血奋战和突围后的艰苦跋涉中，罪犯们重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他们以行动，甚至生命赎回了自己的罪过。王金重新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继续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张军钊：这是一代人的成功

　　毕业分配我们四个人分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我一个人最早到的广西，记得当时特隆重，厂长、书记开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这个刚毕业的学生，挺感动的。我们去之前就跟厂里谈了，我们说条件苦不怕，就惟一一个条件：给我们创造机会，让我们独立拍片！

　　我们几个人刚刚进组跟其他片做副手，几个人也都不老实在厂里干活，因为当时潇湘厂吴子牛他们也要成立“青年摄制组”了，也是我们的一帮同学，厂里听说后赶紧把我们从各剧组调回来决定马上成立“青年摄制组”，我们四个人就开始组织剧本，决定选厂里已经通过的剧本，不另起炉灶了。到文学部的编辑那儿要了《一个和八个》的剧本，看完以后当时就决定要拍这个戏，因为人物关系非常好，大伙儿看了以后都同意拍这个。为了这个青年组和第一部戏，我们找到“老大哥”郭宝昌，拜了“山门”，他非常帮我们，有一些话一些要求不好向厂领导直接提的，他帮我们说些好话。后来我们本子改出来后先拿给郭宝昌看，他并不掩饰拍案叫绝，认为这帮小子真是厉害。当时定下来的调子，就是按照“诗电影”的路子来拍，中间也有很多调整，尤其是结尾部分我们几个人的意见和厂里领导的意见有很多不同。

　　片子真正跟观众见面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被折腾得一头雾水甚至麻木，丧失判断力了，因为一会儿被提出这儿有问题，一会儿又通知你那个地方要改，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个片子是好是不好，就是感觉很糟糕。

　　就在拿到学院“新影”放映厅去放的时候，我坐在后面的放映室里透过小窗子看到影片结束后全体站起来使劲地鼓掌，激动得不行，我才知道这部影片成功了。从那时就开始了《一个和八个》的高潮。

　　《一个和八个》的成功决不是一个导演的成功，而是一代人的成功。20多年后，作为我一个个体来说，那时我30岁，现在已经50多岁了，我回过头来看这部影片有很多年轻气盛、幼稚的痕迹。可能正是当初我们的幼稚，无所顾忌，以及不世故使得这部影片留下来了，如果当初都给自己留了后路可能完全就是另一个样子，我庆幸我们的义无反顾。

　　何群：迈出认真的第一步

　　到了广西厂我们都在厂里做了一部戏的实习或助理，大都在第一部戏没有做完的时候，应该是1982年年底就开始筹备这个戏，开始讨论剧本，体验生活，搜集素材，选演员，然后开机，从“预谋”到真正开始干是七八个月的时间，在河北易县，然后转道宁夏。当时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每一个人对剧作以及人物的塑造都投入了很多心力。虽然你不是导演，你只是在做你这个专业分内的事情，但大家都当自己的孩子来培养。

　　那时候大家没有说挣多少钱的概念，就想着把片子拍好，就是要不一样。当时没有想过什么明星，但是你看《一个和八个》里面走出了多少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摄制组能够在几年时间出了这么多人才，肖风后来是金鸡奖的摄影，张艺谋更不用说了，演员魏宗万是金鸡奖最佳男配角，谢园是金鸡奖最佳男主角，赵小锐是金鸡奖提名，陈道明是金鸡奖最佳男主角，陶泽如是金鸡奖最佳男主角。《一个和八个》里的几个演员，他们当时还都不是明星，我们那时候也是无名之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方面的压力，只是一门心思要把这件事情干好，一个月时间演员能够在大王滩水库里玩命儿地晒，大家不拍戏就在那儿晒太阳聊剧本，现在怎么可能呢？完全不可能。当时没有任何杂念，惟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戏拍好。我相信在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今天没有一个摄制组能出那么多人才，一个导演，两个摄影，一个美术，都因为是处女作，当时大家那种认真劲儿，底子特别好，第一步迈出去就都挺认真的。

　　最近我在拍《吕梁英雄传》我觉得是特别费力不讨好的活儿，现在谁还穿这么土的衣服，人家都追求时尚的。我不管这个，我就想着尽自己的能力把它拍好。我觉得从大学毕业后到1985年，大家那种状态都特别好———“一定是你的，也是我们大伙儿的，应该帮忙的。”

　　肖风：共同的想法是“标新立异”

　　《一个和八个》在当时要求的就是“标新立异”，我们四个人都共同有这么一个想法，它又超越了一个纯艺术的范围，张艺谋、何群在潜意识里都是有一些对学校分配的不满情绪，但是无奈。对我个人来说，我毕业时年龄也比较小，对于分配这个问题没有那种严重的不满情绪，张军钊也不是非常严重，只是大家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条条框框少一点的、有用武之地的地方。

　　我们当时比较有意识的是反对“学院派”，所谓电影学院的传统教育出来的那种墨守成规的拍片方式，更多的是个性的张扬和要与众不同，这是我们大抵相同的“艺术观”。《一个和八个》最初很难想到怎么做，只是想反“学院派”，就是想拍完后拿回学校一看“哇，简直是野路子。”

　　可能内心反抗情绪更多一些。开始琢磨，也有一些依据，我父亲在抗战的时候收集了很多真实的图片，我从家里找到好多当时八路军、民兵的图片，当时觉得父亲留下来的这些图片都很珍贵，舍不得传来传去，干脆都画下来得了，于是就画了一些效果图，有色彩的，甚至包括光效。后来在选演员的时候，他们就用彩图对着演员看像不像，现在想起来当时也有点过于“教条”了，但是陶泽如就是这样选来的，王学圻当时形象很好就因为不太符合我们照片里的形象而放弃了。陈道明在中戏也是导演系，最初是在这部片子中给张军钊当副导演的，结果演了“锄奸科长”这个导演理想中王学圻出演的角色。

　　其实当时画一些氛围图，主要是为了配合导演阐述，没想到在当时对人物选择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其实要说有多么好也不见得，但确实做到我们的出发点“标新立异”上了，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其实也不好看。

　　《一个和八个》后，我继续和张军钊拍《加油，中国队》，张艺谋、何群跟陈凯歌拍《黄土地》，其实我们看《黄土地》，看《红高粱》可以感觉到其实都没有离开《一个和八个》的路子，这部影片是一个起点，后来大家的影片风格也都有所不同，四个人后来都尝试了当导演，但是应该承认的是这部影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主要是最初的那种锐气和精神力量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