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京对于乐坊的选择还基于对现实演出的打算，“选择多人组合可以撑起一台晚会，人少的话一、二个小时的节目不好安排。现在十二个人，加上舞台后面还有一个6人电声乐队，让你看着感到舞台很‘满’”。

　　2001年6月开始出道到2003年7月在日本上市第一张音乐专辑前，作为一个新形式的民族乐器演奏团体，这段国内市场拓展期，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演出就是开拓市场，“开始为了打开我们的知名度，在全国各地到处跑演出”，经常有“赶场子的大巴在高速公路上坏掉，坐站站都停的慢速列车回家”的事情发生，张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2003年非典时期，演出都是停的，公司的资金都是只进不出，艰难的要命……但那时候大家谁都没有想过要放弃，都对未来有所期待”。

　　对于乐坊开始时，国内市场反应的冷淡，王晓京归因于中国乐迷们对于民乐的司空见惯，“都不觉得新鲜，还有民乐加西乐的形式也有人做过”。现在，经过近四年时间的锤炼，女子十二乐坊的知名度成了票房的保证，“国内演出都只能插着缝演”，很多海外公司开始找到王晓京商谈购买乐坊的股权。对于国外来说，“我们成了中国文化的品牌，要弘扬国家文化了。有了这个责任感，给我再多的钱对我来说也是没有用的”。

　　王晓京在乐坊音乐制作上花了不少心思和精力，从资金方面讲，做民乐要比做流行音乐投入更大，“首先是人多，再有唱片的制作也不一样。（投入）相当于一场晚会的推出一张专辑”。音乐品质是他要求绝对保障的，最快也得两个月录制一张专辑，“现在我们有一半的曲子是自己新创作的，甚至会让这些作曲人去采风，要求他们除了创作还要完成编曲的任务。像最新的《敦煌》专辑，就是先投入资金让他们到敦煌一个星期后，从中选出曲子做出来的”。乐坊音乐的录制工艺很繁琐，“乐坊的旋律谱上写的是十二个旋律。以二胡为例，四个二胡，就得录四遍，还要编配四个和声、两个声部，要比制作流行音乐的难度大得多”。

　　二胡手殷焱说，“录音时是一种将原创者的作品进行再创作的状态，学到了很多跟传统学习不同的新的演奏技巧、方法、方式。像传统二胡节奏少，旋律线条多；现在曲风多样，还加入了像爵士等多种音乐元素，有时还会经常用到小提琴的技巧”，以至于让她对录音既珍惜又感到紧张。和他们一起做音乐的工作人员都被要求在民乐、西乐方面都有所通晓，这样才可以在工作中慢慢摸索解决乐器的搭配、和声等问题。乐坊音乐制作人梁建峰是成员们都敬佩的一个人，“一个人录音时，他会跟你交流，激发你对音乐的把握力和领悟力”，杨松梅说，“他对我们说，什么声音只要是好的声音都可以表达出来”。很多乐坊的成员认为现在转变的不在于打造的越来越“国际感”的造型上，而是在音乐的风格上：加入了早期没有过的轻摇滚、爵士、拉丁的一些元素，还在音效中加入人声作辅助。新专辑延续尝试多样国际风格的做法，特别邀请了日本著名音乐人的喜多郎和GLAY乐队的主唱为其作曲，舞美和服装造型方面也是由香港著名人士亲自操刀。

　　“最后促使我去做了这个项目，也跟经营有关。当时我就认为这个唱片出来以后有海外市场，会有海外唱片公司来”，王晓京说，“美国的唱片公司比日本来得早。2003年2月25号本来计划要到亚特兰大，后来因为20号的伊拉克战争没有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