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众多热爱摇滚乐的叛逆青年一样,青春期时荷尔蒙总是希望在音乐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 少年学画,96年便成功地鼓动姐姐和哥哥放弃一切来到北京。来京后很快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希望组建乐队共同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 那时每天都和很多朋友在一起聊音乐,侃理想。这一切成了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象家人一样,每年的重要中外节日一起度过,那是年轻岁月里属于我们自己的乌托邦。 很快我就萌生了记录周围朋友生活的念头,且愈演愈烈,那时我大量地拍摄照片。终于在97年,摇滚乐很重要的一场演出“颐和广场新音乐之夜”开始了我影像记录的第一页。那次记录是籍由借来的一台HI8模拟机完成的。 那年的八月十五,我和朋友们一起过节,我用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心态,真实的记录了背井离乡的摇滚青年在中秋节度过的真实一天,当我回到家里,在电视里观看回放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影像记录竟然如此富有魅力,从那以后,记录渐渐成为我的生活方式。 很快,我向父母贷了近四万元的“巨款”买了SONY刚刚推出的DVCOM PD100AP,但我马上发现,更大的问题不是设备的问题,当时100多元一盘带子,我只有疯狂的工作,作唱片设计和摄影。才能维持这个昂贵的生活习惯,这期间,我不知道自己拍摄了多少盘带子,摄像机犹如我观察这个世界的另外一双眼睛。 起初,被我拍摄的朋友们即便再熟,还是有些距离感,很快他们就习惯于我的这个logo,这部看上去很专业的大“掌中宝”,他们视我同摄像机为一体,大家在我镜头前都毫不掩饰自己的表现欲,他们习惯于始终拿着摄像机的我,如果没有摄像机,场面就多少显得有些怪异。 我记录了身边发生的很多快乐、心酸的事件,我从小小的取镜框中观察着这个世界,我对观察事情发展动向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力,我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越来越敏锐。我发现,镜头是拥有感情的。 我记录地下音乐圈中朋友们的生活和演出,到后来,这种记录习惯又蔓延到其他艺术领域,我记录行为艺术者,画家,诗人,实验话剧艺术家,后海,非典,电影……到最后,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能够打动我的,我都会用镜头对准它。DV犹如我的眼睛,鼻子,嘴巴,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我用它来观察世界,倾听世界,品尝世界,感知世界……它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记录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带子数量越来越多。朋友们希望我把记录大家的故事编出来,这就是第一个试验性的纪录片《后革命时代》的最初制作动机,这纪录片记录的是1997-2002年地下音乐人的“生活简介”,没有经验和钱,没有专业知识,全部的工作完成于家里的那台电脑,但它出人意料地被别人喜欢,被人们认可,给人们带来感动。我忽然觉得,很多年过去了,也许我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许多年之后,我懵懵懂懂地成为中国的第二代DV人,影像为我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户,我忽然发现,我自小学习的美术,一直痴迷的音乐,长久以来维持生计的摄影和设计,在电影的面前,都天衣无缝地融合了,电影,成为刚刚呈现在我面前的,属于我自己的伏藏品。 而今,我得以重新坐在电影学院的课堂里听老师讲解导演课程,因为现在我知道了,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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