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和一个朋友聊天随便说起打算做一期有关DV的内容，她脱口而出“噢，地下电影”，看着她满是叹号和问号的脸，我也不知道用什么简单明了的回答去否定这显然不准确的表达。

　　DV是Digital Video的缩写，明白简单地说就是数字摄像机。

　　首先，DV是机器，是科技产品。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出现的“掌中宝”摄像机是DV的前辈，等DV的名称出现时，就是从模拟技术转到数字技术了，打个比喻就像基因变异。再往深了说关涉一些物理学上的问题，如：模拟技术是从光波转化成磁波再变成影像，数字技术是数字成像，等等。但对使用者来说，这些都已无关实际操作。总之，它的基本功用是记录。其次，DV是大众的消费产品。每个旅游景点都能看见游客手中拿着DV到处拍摄，它和照相机的差别仅是镜头中的人是不是活动的。再次，DV才是文艺青年的宠物，是可以低成本投入、高效率使用的工具，尤其被用在影像作品的制作中，就成了这类作品的代名词，也所以才有了跟艺术沾边儿的名份。

　　有人说，换个环境和时代，文艺青年应该去写诗、游行、唱摇滚、耍把势、离家出走、搞社会调查，如今是玩起了DV，没准儿，过两年觉得没意思，又回过头去写小说了。但我想，肯定还是有那么一群人把它当作通往理想的天梯，至少在一定的时段内，是用情地对待它，而不仅仅把它当作标榜自己的时尚符号。

　　生活诉说也好、艺术表达也好、社会写真也好，DV都会无私地传达把持者的意图和心境，驳杂的内容能够激发观者丰富的思维和情绪，我想，这种作品和阅读，或者说创作和接受的互动关系的搭建，已经是一个良好的DV世界了，至少，会使很多个体价值有了展示的舞台，而不至于淹没在冷漠的世界中，不管最后得到的是赞誉，还是谩骂。

　　至于“地下电影”那回事，只能说是作为工具的DV为很多想从事电影行业的人提供了便利之径，小成本投入的制作很容易在品质上让人产生怀疑，但这跟“地下电影”这个概念所蕴涵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色彩没有关系。而对于有电影情愫的青年来说，DV实实在在地让他们能够逼近梦想。所以，在“与DV同行”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多地感受到DV手持者们沉着的心境，冷静的头脑，以及掩藏在其中的少年激情。

　　胡刘斌

　　（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现居北京）

　　DV到底改变了什么

　　不久前的一天，我去面包房买吃的，正准备付款时，一个年轻人气势汹汹的跑进来对营业小姐说：你们看看，你们卖给顾客的是什么？说着，他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半块吃剩下的蛋糕，蛋糕缩在塑料袋的一角，周身长着黄绿色的霉斑。小伙子委屈异常，奋力斥责，不住声讨，而营业员们则面面相觑，不敢做声。这个场景本来并不特别，但不一样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小伙子一手拿着装蛋糕的塑料袋，另一只手里却举着一只DV一直记录着整个交涉的过程。

　　关于这个事情，可以引发出人们许多评论和思考，其中自然少不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影像文化的时代，日趋普及的DV已经开始武装大众”。的确，前个世纪末，当电影这个最初作为杂耍的小玩意儿出现在巴黎一家咖啡馆时，卢米埃尔决计没有想到，一百多年后电影竟然能够介入日常消费争端，甚至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因为这个情形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高呼：我们进入了DV的时代，DV的出现使得电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要想对新事物的出现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看法，不妨先回头看看过往的历史。

　　电影诞生之初，其卑微的出身和与传统艺术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使得在七大艺术门类中是唯一一个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艺术类别。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每一次电影在艺术表现力上的变革无不建立在技术的革新之上。而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DV的出现实际上则是再一次应证了这个规律。

　　但是，DV的出现其实并不像电影史上许多次的技术变革那样，具备革命性的影响。这不妨从电影的本体谈起。在很多人的眼中，电影总是与艺术和故事片这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而显然这样的理解在视野上是相当狭窄的。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德国电影理论家爱因汉姆就写过一本电影理论名著“Film as Art”(《电影作为艺术》)。仅仅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电影既然可以作为艺术存在，自然也有更多其它的存在方式，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作者宏大的电影观——即媒介观。电影在本质上是一种承载信息的媒介，就如同我们使用的文字。文字基本的功用是传递信息，可以用来出通知，写留言，做科学论文。当然也可以用它来做艺术，比如文学创作中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电影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大量的科教片，新闻片等等其实与故事和艺术并无关联。当然，电影在继续发展后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高额的成本难以承受，所以人们发现如果用电影去做故事片的话，就能够将成本转嫁到观众身上，这是为什么故事片在电影在发展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的直接原因。电影的另一个本体特征就是靠声音和画面对现实的复原来传递信息。这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是电影所独有的，也是电影之为电影的根本特征。

　　了解了电影的本体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变化对于电影这个视听媒介所产生的影响是直接指涉其本体的，这些声音和画面的革命使得电影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生活的渐近线”。90年代中后期，DV浮出水面，这使得电影这种视听媒介昂贵的成本一下子缩小了下来，门槛大大降低了，灵活轻便的使用方式，也使得从业人员不必再受专业的培训。一夜之间，DV电影成为了普罗大众都可以享受的表达方式。

　　可是我们也容易看到，DV的出现所引起的变革事实上更多是外部的。DV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电影这种媒介承载信息的方式，而只是使得使用这种媒介变得更加的便利和便宜起来。这就好比我们在利用文字这个媒介传递信息时，原来我们是用昂贵的毛笔在宣纸上进行书写，而现在则变成可以随便拿支铅笔在普通纸张上书写了。这样，更多的人可以用文字这个媒介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而不再成为有钱人的特权。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涉及到语法的问题，更没有涉及文字用符号方式传递信息的本质。无论用何种方式书写，倘若不遵照语法，按照文法去写，信息也好，情感也罢都是无法传达的。因此，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将DV神话，以为有了DV，世界大同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

　　我们姑且还可以拿DV在纪录片的创作作为一个例证。之所以用纪录片为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电影的本性在于记录，因此可以说纪录片作为一种对现实生活流程的忠实纪录，是电影中最接近电影本体的片种。另一个是，DV的出现，在事实上对纪录片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它的片种。在一个关于DV与纪录片的短文里，作者列出了DV对纪录片拍摄带来的四个变化：1、更便捷的拍摄方式。2、更广泛的拍摄主体。3、更平等的拍摄关系。4、更自主的创作流程。细细检视这四个创作者体会到的变化，后三个变化实际上都是由第一个变化引发的。而后面三个变化，对于纪录片电影语言并无影响，电影并不会因为DV的出现而颠覆了以往的电影语法，并且也丝毫不能撼动现在大的电影格局。因此与其说DV的出现对纪录片本身带来了变化，不如说，DV的出现使得纪录片拍摄中创作者和被摄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使得被摄对象对电影不再恐惧和害怕，使得电影变得亲和而平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