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倒退回去大约18至20年前,电视里播放的一部片子：起始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青年,在黄昏的背景下匍匐在朝圣的路上,手中的木屐发出啪啪的清澈声音,在天边一半亮丽一半昏暗的背景映衬下显得格外沉重。镜头渐渐拉开,在日暮下叩拜的还有老人妇女和孩子……这个时候,一个略显苍老的女声话外音响起,出现了片名《森林里的小木屋》，导演和采访：黄宗英。不错，就是这部片子，将我领进纪录片的深邃世界：两个年过半百的女人的面对面交谈。黄宗英苍凉的画外陈述和白桦妻子镜头里激动的面孔。那个时候还很年轻甚至还很幼稚的自己，让这真实的背景，隐喻的画面和朋友间内心深处交流的访谈方式而深深打动，完全沉醉在森林里小木屋的女主人为内心的神圣而喋喋的意境当中。

　　二十年后，我自己也陆陆续续的拍摄了不少的东西。尤其当我有了自己的DV机器，就更自由的脱离开他人喉舌的左右，沉浸在自己的语境中而亦喜亦忧。

　　有人一再强调DV的客观真实性,可我觉着镜头的真实于某些现实来说恰恰是一种失真。2000年我跟踪拍摄了中国第一届以行为艺术为主题的OPEN艺术节，在怀柔一个农村小学开始表演时，由于当时诸多的因素引来了公安系统的干预。几个带着DV机器的艺术家和观众都自觉地拍摄到了现场的画面，我也始终冒着机器被没收的危险开机记录，那些宝贵的镜头后来都被完全收录在我的长达60分钟纪录片《在路上》。那些因被勒令交出身份证和拒交就要送回原籍的恐吓；艺术家兼投资人陈进焦虑担忧和略带恐惧的脸；因多次举办艺术展也多次被禁而强忍泪水的脸；艺术家朱冥恐惧气愤又无奈的脸……他们都被我的镜头记录和追踪。可当我在剪辑成片的时候，这些现场的感觉竟然被大大地弱化了，甚至我看见的只是一张张略显疲惫的脸，一张张在生活里平淡的脸。如果不看前因后果，我们几乎看不出那一张张面孔的主人正在遭遇着不幸……

　　纪录片的主人公们都是现实里平凡普通的人，他们不仅不会夸张的表现，甚至还会习惯地按照中国人的生活哲学过多地掩饰自己的喜怒悲欢。假如没有解说，假如没有音乐，假如没有镜头语言的运用，假如没有前因后果的铺垫，这一切就无法明了。我的镜头说谎了吗？而第一次进演播室，坐在哪里款款而谈，事后看到镜头里自己的脸颊上竟然有个黑痣，怎么自己平日照镜左顾右盼都未发现过，在镜头里却暴露无疑。

　　我的镜头是真实的！正是这个强化了外在的真实，才会消解了内在的思想。DV只是一个单纯的工具，他不会是我的眼睛，在春天的黄昏深情地注视一对年迈的老人相互搀扶着走过我居住的柳芳北街，我的镜头不会因此而想念起远在异地的年迈父母；DV只是一个视觉的记录，它不明白菜市场熙熙攘攘后面的辛苦劳作和温馨的家庭生活。只有把这个近乎露骨的真实和我们的思想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客观视角和主观表达融为一体时，DV才会体现出生命的脉动，才不会仅仅只是一架机器。有人说纪录片是一群精英做给另一群精英看的。我不是什么精英，我只是个有着较深人文情怀的普通女性。当我懂得了我的镜头，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眼睛上，我用它的真实去体现我的价值取向。他们绝不是物质的和商业的，他们是情感的和精神层面的。也许在不同人的手中DV有着不同的意义，DV的真实精神是永远不会更改的，而在DV后面的那个活生生的人才是它的灵魂，这个灵魂的感知有多博大和深厚，DV的内容就有多深远和生动。所以，当我们身处在几乎人手一个DV的时代里，我们能赋予它什么样的灵魂，要远远比DV本身重要得多。但是放在我手中的DV，所看到的并保留记录下来的永远是那些有着无穷内涵的面孔和那些面孔后面的故事：或是个体，或是民族，或是社会。有美，有丑，有喜亦有悲。宛如那个朝圣路上的藏族青年，终生不停地向着心中的圣地匍匐，即使终点只是个孤独的森林木屋。在那里闭了眼，也会一针针地回放一个人背后的人群，人群后的社会，社会后的历史和历史中一个渺小的人他的面孔，他的生活和他的命运！作为一个以DV为眼的人，他内省得有多深，他看到的就有多远。如果能再遇见一个肯悉心解读的人，那么我们就共同完成了纪录片的双向美学。但我想，我们的纪录片还不至孤单至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