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都市：开拓与平衡

　　记得曾经有些人提出一个问题：艺术社区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否有必要？笔者认为，这种提问方式背后的假设，存在着一种“人是为了城市而存在”的假设，这种理念，其实是本末倒置的。问题应该反转过来提出，发问的方式，应该是“城市能否为这些社区提供必要条件？”因为“城市”应该是为“人”而存在的，应该为城市里已经存在的各种“人”服务的。比如说，如果这个城市有一定比例的残疾人，那么马路上在有台阶的地方，理所当然地应该修成斜坡，而不是反过来问“残疾人对这个城市有无必要？” 如果一个城市中存在着一个群体，只要它没有直接危害别人，没有违反基本法律，它们的存在就是正当的（justified），“城市”的设计和构建，就要考虑到他们的存在。成熟的现代大城市，应该是这样构思的。

　　“另类”群落的存在，对城市生活至少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开拓生活的可能性，一个是平衡都市化带来的人的异化。

　　另类们看似离谱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拓展一个社会精神、心理、思想、行为的可能性空间。这些人是在凭借一种勇气，在不断地“尝百草”，不断探索和扩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这实际上也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人”本身的可能性。所谓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完善，到底有多少可能？究竟可能怎么样？这些人在不断用实践回答这些问题，不断向未知的人生领域迈进。这种精神与社会的探索之旅，就像人类登月、登火星是一样的。这种开拓越多，越造福于后人，因为他们探出了一个新的路径，“正常社会”就可以随着他们开拓的边界拓展，构建越来越多的生活模式，人们就可以享受更丰富多彩的人生了。

　　同时，现代都市本身的发展，是以相当刚性的、压制性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现代性”（modernity）的秩序为基本框架的，这种结构，会把大家“陌生化”，也就是“异化”和“孤立化”，它构成现代都市一种深刻的“同质性”的背景，对人本身固有的自主性、随机性、情绪性等“人性”具有一种压制作用。因此，现代城市生存状态客观上也需要人们有一种多样性、多元化的生活模式，否则，所谓“理性暴政”对人的很多本能的压抑，也足以使人崩溃或疯狂。所以，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在理性框架之下，再建立各种的多样的亚文化群体（sub-cultural groups）和小共同体，来平衡“现代性”的这种“理性压制”。这些小的亚文化群落，可以保证人性对于各种不同方面的心理和情感需求。比如，一些小的帮会和团伙，就满足了人们对于熟人的、兄弟般的、共享的、不分彼此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的需求。这种五花八门小群体，是现代都市存在和良性运行一个重要的前提，也是一种保障。现代都市化中，多样化既是它的结果，也是它的动力，城市因此才多姿多彩，生活内容才会丰富，质量才会提高。如果一个城市人们不去追求多样性，没有了这种冲动，这个城市就没有动力和活力可言。

　　因此，可以说艺术社区的存在，只不过是现代都市各种亚文化群体中的一种。在一个成熟的大都市，会有众多类似的小群体，都在不同维度上对人类生活和生存进行着创造性的探索。如果没有这种探索，我们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就不存在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比如原来东北的许多工业城市——尽管规模很大，但是缺乏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只有单一的厂房和职工宿舍，日常生活千篇一律，城市之间也是大同小异的……这样的城市社会，只有最基本的生产功能，没有基于个体、小群体、社区和地方性的多样性的文化生活，更没有艺术家村之类的另类群落，其生活质量难以提升。现代意义上的都市，与此相反，它需要的是一种基于包容和异质性的繁荣。

　　我们现代社会——特别是都市社会——所有努力的最终极目的，是人的幸福、自由、丰富。如果有这么一帮人，他自己甘愿如此与众不同地生活，同时也给别人提供了一种有趣的景观，总不是坏事。最低限度上，人们可以像看表演一样去“围观”他们，看看热闹，也可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只要他们没有直接明显地危害别人，就是一种积极丰富的因素。当然也需要有一个适度的调控，如果另类们做的太过分了，比如造成大量环境污染，或危胁正常的生命安全，危害正常生活秩序，那就需要法律来规范，只要没有到这个程度，没有“直接地”危害他人，或者说这个群体的潜在“危害性”没有超出别的群体——企业界、餐饮业、大学、房地产商等等的一般的“危害性”，那也就不该干预或禁止。

　　现在中国社会比较发达的部分，大体上已经能够容忍这些群体了，从这方面来说，这十几年中国的进步是惊人的，让人们觉得恍如隔世。事实上，中国过去十几年社会方面实质性的发展之快，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社会承受的极限了，这好像开车一样，也不宜再盲目地提高速度，太快了也不稳当，反而可能欲速而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