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使在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机会亲自目睹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社会，那么这些人对教育的评价实际上是没有实际可视的参照物。另外，由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缺少对中西方的社会发展史的系统认识，从而无法做教育方面的纵向比较。因此，大部分人在谈中国的教育问题时是人云亦云，缺乏对其所依存的社会条件做深层次地理性分析。然而，陈丹青应该是清楚的，他所针对教育内部最受关注的英语考试制度的抨击，归根到底是对体制的不满。但是，艺术家大都对体制不满，他们面对体制的反应只有两种行为：一种是二话不说扭头就走；还有就是委曲求全。而陈丹青既没有立即扭头就走也没有委曲求全，相反，.他是借用了清华大学这个阵地折腾了几年。他以艺术家的身份大谈教育体制，并以一贯激进的态度和不断重复的话语刺激民众的耳膜，效果甚佳。

　　结果是陈丹青在公众面前树立了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其听众远远超出美术界。有个例子足以证明这一事实，那就是你和美术界之外的人说起徐冰、蔡国强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你说陈丹青是谁，包准人家知道。从这点上看，如果说回国后的陈丹青失去了小美术界的青睐，那么他得到的却是广大公众的认同。换句话说，他失去了艺术家的身份得到的是公众知识分子的身份（艺术家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然而，联想到陈丹青时而说自己不是艺术家时而说是艺术家（最近他在辞职咨文中说他辞职一方面只想回归艺术家的自由）。这不免让人怀疑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种以小换大的策略的成功应用。

　　至于陈丹青最近的辞职一事，从中也可追溯其思路、行为的一贯性。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陈丹青辞职的社会背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才的培养和竞争越来越剧烈，就业现实产生了悖论：一方面，普通人才很难找到工作；另一方面真正有才能的人不但很容易找到工作而且找的是好工作。陈丹青就属于后者。能在清华当教授、博导这也可以说是让绝大部分国人羡慕不已的事。这就是为什么陈丹青的辞职能够引起公众这么大反响的原因之一。

　　因此，有人对他的选择感到惋惜，不懂艺术行当的人甚至为他未来的生活担忧。而陈丹青似乎对此毫不稀罕。让我们来看看他这些年干的都是啥事？

　　第一，2000年以来多次以书面或口头语言在公开场合和媒体发表对教育体制的抨击（特别是“两课”考试）；

　　第二，2001——2004年除了在清华美院给本科生上素描和油画人体写生课外，开设的其他课程讲题有“欧美当代艺术比较”、“绘画、影像与西方观看传统”、“架上绘画与设计艺术的关系”、“世界范围反现代化思潮与文化守成主义”、“艺术史与传播史的关系”、“艺术赞助史与艺术功能史”；

　　第三，2000——2004年陆续发表文集《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和受聘杂志的专栏作家。综观这些，我们可以发现陈丹青的所作所为超出他原先的画画范畴已经很远了。他的言语涉及到绘画、影视、音乐、历史、民族、体制等等。那么陈丹青到底是什么人？画家、作家、评论家、公众知识分子、思想家、学者？好像什么都可以沾上边。因此，我同意用复合体来形容他。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像许多上海人一样，陈丹青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由此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跟陈丹青有关的事，那就是他的形象：高大的个头，一个光秃秃的有形的脑袋上镶着一双有神的眼睛，透过镜片时刻投射给你怀疑的目光。还有一身上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打扮，在大庭广众面前偶尔来它两句粗话。写到这些连我自己都怀疑在描写剧中的人物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了。

　　陈丹青的性格、经历和行为都足以说明他能够成为一个明星（如果他想一脚踏入影视圈的话）。所以，陈丹青辞职之后，何去何从？人们不知道，但是我想凭着他的聪明和在公众中造成既定的影响，今后他从事的职业（可能是作家、演员等等）都会比呆在清华大学好，因为他可能走向大众和市场，同时又可以摆脱他本人一再讨厌的体制问题。因此，陈丹青的辞职失去的是一所大学，得到的将会是更大的社会。这或许是一次故伎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