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无聊人士，我的阅读方式是发散型的。正因有着这样的阅读习性，我才会在《盲井》、《孔雀》之前先看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都是因为茨威格。

　　看完《来信》一片之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成语词典“南橘北枳”词条下，可以增加这样一条例证：“参见文学作品改编之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的第二个想法则有关于电影海报上的如下字样：“获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我国导演最高国际奖项”。关于后半句，姑且当作宣传部门的装傻充愣；而这个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要说我从来没听说过，那算诬蔑；但看完这部电影后，我决定如果我将来也拍了个电影，还想卖出去挣点钱的话，我一定要在海报上印上如下字样：“未获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说点正经的吧。

　　首先，为什么导演要把茨威格作品中的故事移植到中国的三四十年代，这很叵测。实际上正是这一移植直接引发了影片中的多处硬伤。很显然，北京四合院杂乱温蕴的气息与原作内中产阶级式的高雅情调大相径庭，因此，原作中俯仰皆拾的美学细节沾染了挥之不去的“人气”，变得似是而非。比如，“蓝水晶花瓶中盛放的白玫瑰”这一意象在姜文的中式书房内便显得分外突兀。但这是一个无法修改，更无法放弃的符号，于是导演只好让一身棉旗袍的北京妞握着一朵白玫瑰含情脉脉——这是可以原谅的，总不能让一个“陌生女人”每到过大年的时候给姜文送去两张门神吧。另外，在中国的三四十年代，一个男人与一名显然身家清白的少女同居两个月（原著中为三天），其可行性姑且不论，这个男人能够“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连姓名都不问及地走了，而再见面时，犹如患了失忆症一样“没有印象（江青在法庭上语）”，这种行径就算放在现代，只要女方不是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也足够令人发指。还有，女主人公从一名毫无经济来源，中途辍学而又未婚先孕的少女，摇身一变成为珠光宝气的少妇，在影片中仅用了一条字幕“八年后”一笔带过（在原著中本有细腻的交代），以我的经验来看——所谓我的经验，仅仅是读过小说《月牙儿》（老舍）——不啻为一个奇迹。当然，放过本该着力描述的细节，这似乎是本片的风格所在。譬如原著中有着“聪明的黑眼睛”、“金色的长发（金色显然不妥）”的孩子，本是女主人公所有爱情的焦点（孩子作为父亲的外延“他越来越像你了”），在影片中，仅如观音娘娘身旁的童子一般，成为了陪衬。而姜文以其中年发胖的体形跨下摩托车，以及扶着风尘女子滑旱冰的身影，已经是细枝末节，实在不忍提及。战争、学生游行等时代背景，则被导演当作秘密武器虚晃一枪，来弥补由于叙事不力而出现的故事裂缝。

　　影片《来信》与原著相比，除了背景转移，其结构、情节其本上没有大变化，甚至影片中担任起叙事任务的画外音（而不是影音）也基本照搬了原文，但在为数不多的改动之中，我再次嗅到了导演的叵测。

　　第一，在男主人公的塑造上，“体味化”的姜文（阿城语）可能更多地考虑了市场因素。原著中“孩子般的姿态”，“多么年轻，多么漂亮，多么修长笔挺，多么标志潇洒”的男主人公，不仅仅有一个美丽的外表（就是这一点，影片也不曾提供），他还有着“轻快的性格”，“敏捷的，驰骋的想象力”，“特有的那种既有严肃又有戏谑的性格上的双重性”。“你是个热情洋溢，逍遥自在，沉湎于玩乐和寻花问柳的年轻人，同时你在事业上又是一个十分严肃，责任心强，学识渊博，修养有素的人。”他不仅仅是个生性风流的唐璜，而首先是个才华四溢的作家。与其来往的客人有“年轻人，你的同学，一帮衣衫褴褛的大学生”，“歌剧院的经理”，“伟大的乐队指挥”，然后才是“来这里的女人很多，很多”。在影片中，被莺莺燕燕包围的则幸亏是姜文，还不至于令人对其职业产生怀疑。而就是这个所谓作家，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时刻，除了跟游行队伍里的女学生眉来眼去，基本上没有其他作为，因而很难引起观众对其人格，性格，才华魅力的共鸣——影片对男主人的压低，很难断定是否有意而为，姑且称为“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