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诸多艺术家聚居区当中，位于北京通州区市区内的滨河小区（实际地名应该是通州区永顺南里2号院）一直都显现着它不温不火的态势。这里只是一个建于九十年代初期的一般居民小区，即不能为艺术家提供宽大的loft－living式空间，也没有所谓艺术家的传奇生活吸引旅游者的来访。而且，这里居住者的房子绝大多数都是租用的，他们没有在这里长期工作的打算。并且在滨河小区有为数不少的艺术家是以摄影，或者其他（比如陶瓷、行为等）不能在工作室内完成的作品为媒介。所以，这里更像是生活空间，而不是工作区域。

　　最近，搞行为的陈光和华继明陆续搬离了小区，看来滨河小区的局限性终于显现，空间上的限制以及没有吸引眼球的状况已经让一部分人感到危机了。

　　大约是1994年到1995年的时候，几个画家在这里以500元的价格租下了90多平米的2居室，不同于一般居民小区的是这里的客厅很宽大。于是，这里很快就被从圆明园画家村搬出来的画家们看好，刘峰植、刘峥等率先搬来。在他们之后，其他的艺术家也陆续从房租昂贵的城里搬到滨河小区。据不完全统计，在1998年的时候，居住在滨河小区的画家人数就已经达到40多人，至今，分布在十几栋楼房当中的画家约有70人左右。与宋庄画家村相异的是这里的画家摆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式，各自做自己的艺术，过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在某个傍晚想找几个人吃饭，要打若干个电话诱惑，并且还会有几个因为各种原因拒绝的。

　　这里住的是一群沉默的人吗？当然不是，近几年来在国内外重要的展览或者出版物上有很多名字与滨河小区息息相关。比如，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王晋、海波；台北双年展的王庆松，邵逸农，和最近参加意大利波洛尼亚双年展的徐一晖、王迈、李玮、刘谨等。而出现在邹跃进撰写的《新中国美术史》中与滨河小区有关的艺术家名字有十几个之多，在朱其编著的《1990年以后的中国先锋摄影》一书中同样收入了何云昌、徐若涛等8人。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只是说明滨河小区的“文脉”很旺，但是作为区域代名词的“滨河小区”却很少有人提及。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猜测住在这里的艺术家们可能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缺少集体荣誉感。与滨河小区相距不远的宋庄曾经组织过声势浩大的展览，出版过像“砖头”般厚重的画册，在宋庄的艺术家很早就意识到作为群体的意义，又很善于利用宋庄作为“地标”的价值。而人声鼎沸的798艺术区更是精于此道，在他们出版的数本关于798的文献中，不仅有798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还有这个工厂自己的历史，798之所以能够吸引媒体与艺术机构的注目和他们立体运作不无关系。而相对于对798趋之若鹜的画廊和艺术机构，滨河小区的附属产品则是尴尬的，顶多是一两家艺术家聚餐的饭馆。

　　滨河小区的前身只是一个叫“前上坡村”地方，九十年代初期，这里的村领导锐意改革，发展建筑业，将这里的一片平房推倒建成今天的样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换成城市居民的身份证住进了楼房。失去土地的农民在通州县城以蹬三轮为生。这样乏善可陈的历史实在不能和798曾经有过的恢弘的社会主义建设相比，也不能和宋庄画家村几百号热情的画家相比。所以作为本该成为商标的“滨河”没有产生它的实际效应，是这个地方没有眼明手快者提供应有的操作热情，还是它即将被居住在这里的艺术家遗弃我们不得而知，只是滨河小区的艺术家们似乎并没有看重某种集体的利益，独善其身是这里的潜规则。滨河小区如果有与其他艺术区的分别，那是它的个人主义特征。在难以再有艺术潮流出现的今天，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奇怪的是作为潮流性质的艳俗艺术的主要成员竟然都居住在这里，他们是徐一晖、王庆松、刘峥和于伯公，还有搬出小区的杨卫和刘力国，甚至胡向东也把他的家安在滨河小区马路的对面新区。

　　艳俗艺术在今天已经脱离了最初概念的状态，大部分参与者都在自己的语言系统下推进他们各自的想法，尽管都没有离开或者超出当年的理念。但是，作为一个团体毕竟是分崩离析了。个人化的精致面貌减弱了当初的冲动和恩怨，但艳俗艺术毕竟为很多人提供了某种可操作的通向成功的模式，可惜在后来的尝试者当中并没有像艳俗艺术参与者那样在今天所获得的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