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作品相比，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39），《伽利略传》（1938），衣修午德的《再见吧,柏林》(1939)，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1940），孙犁的《芦花荡》（1944）等作品更注重从普通人、普通群体的微观叙事中开拓二战文学题材，发掘人性光辉并进行战争反思。像《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虽然不是取材于现实社会，但却是一部为反法西斯斗争服务的作品。作家借号称“大胆妈妈”的女主人公安娜·菲尔琳把战争当作谋生手段和发财来源的人生悲剧，充分思考战争的本质和危害。那句“战争不过是做买卖／不用乳酪/却用子弹”曾经震撼了无数人的心灵。

　　更让人感动的还有美国著名“硬汉”作家海明威的流传最广的长篇小说之一——《丧钟为谁而鸣》——罗伯特历经爱情与职责的冲突和生与死的考验，人性不断升华。在炸桥的撤退途中，他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独自留下阻击敌人，最终为西班牙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鲁迅说，“我以我血荐轩辕”。英雄们的人道主义力量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感染着世人，听，“芦花荡”中也敲响了法西斯的丧钟（《芦花荡》），一股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在小说飘逸精巧的叙事中久久回荡，隽永而深沉。??

　　在正义与邪恶、公理与强权、进步与反动、崇高与卑琐、生存与死亡、光明与黑暗殊死搏斗的历史交替时刻，作家纪录的不仅是个体的生命轨迹，更多的则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在人为的灾难面前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他们或是发出“纳粹一旦上台，野蛮和谎言必定笼罩全德国”的忠告，或是强烈地坚信“我们（人民）必胜”，或是以象征手法隐喻战争的荒诞与卑劣，或是以现实精神彰显生命和正义的坚贞不屈……我们应该不会忘记1938年在武汉的一个文艺界的招待会上，英国著名诗人奥登情不自禁地朗诵的那首自己刚刚完成的新作《献给殉国的中国士兵》——“从此他的土地配你们的儿女钟情；从此他不再在狗跟前受侮辱；从此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有了人！”诗歌虽然描写的是一个为反对纳粹的正义事业而英勇捐躯的中国士兵的形象，但他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不仅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战争”，也为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国家赢得了人格和尊严，因而具有了普泛的国际主义精神；他就像一尊不朽的雕像，永远指向胜利的前方，标示着整个人类奋然前行的方向。也许，有人会问，事过境迁，面对大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那一声声呼喊和控诉，那一幅幅高贵和自尊，那一种种坚毅和坦然，那一次次无悔和直勇，你又该怎样评价和书写那段文学历史呢？我无权回答，作为今天在安逸环境中操作电脑惬意地完成一段文字的笔匠，我所能做的只是用羞愧和无言来祭奠文学英雄们的英雄文学。在我个人看来，我更愿意将二战的那段世人皆知的文字称之为“写作外的写作”或者“文学外的文学”，因为，的确，在文学者的笔外，乃至身外，不断发生着一段段不愿再被提及的伤心、痛苦和挣扎，以及关于此种经历的种种不朽的反抗、隔绝的斗争、荣誉的捍卫……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从“故事”走向了“事件”。

　　事实上，阅读二战文学，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在完成某种阅读期待——那就是通过作家的文学记忆，透视文学背后的战争、人、生活，乃至历史。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人的历史和历史的人。李尔克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成功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二战文学史也是一部文学和作家的人格史、精神史和心灵史。如果说，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二战塑造了正义者的坚强和果敢，使他们不殚于前驱，承继着人类代代相传、永世不朽的精神史话，那么，这场战争也以同样的方式淘汰了悲懦者的猥亵和卑劣，使他们成为时代的笑柄和小丑，铭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让我们看看这些名字和他们苟且生活的结局吧，也许这样更有助于我们理解维护人类精神的崇高和无疵——美国诗人庞德在意大利以文字和广播支持墨索里尼的纳粹政府，1943年被缺席审判为“叛国罪”；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刘纳鸥因参与汪伪政权新闻工作，先后被刺杀；曾以《憎恨英国》而名噪一时的文学战争贩恩斯特·利骚却被他为之服务的纳粹政府赶出，最终默默无闻地死去；日本文坛战犯为军国主义鼓噪，美化侵略历史遭到正义的追究……诚如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中指出的那样，个人内心的操守和他的外界遭遇是无法分开的，因苟且偷生而背叛必将因背叛而苟且偷生，战争的残酷和无情永远不能成为个人逃脱道德谴责和历史审判的借口，包括作家在内。战争，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熔炼的是真金，剔除的是灰渣。在战争面前，每个人都要经历无数的质询和考验，无论选择面对还是规避，战争无可置疑地规范和引导着人们的行为。不仅如此，它也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文学行动和文学走向。

　　曾有学者从文学范型的角度探讨二战文学特征，提出反法西斯历史叙事的“苏联模式”、“欧美模式”、“日德模式”，也包括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模式”。以苏联为例，像西蒙诺夫描写前方战事活动的《日日夜夜》（1942）、瓦西列夫斯卡雅描写敌后斗争的《虹》（1942）、法捷耶夫的表现苏联人民不可战胜的意志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青年近卫军》（1945）以及波列沃依的表现苏维埃人的英雄性格和坚毅力量的《真正的人》（1946）等，无不以高亢、浑雄、悲壮为主旋律，表现苏共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法西斯事业的正义性质和必胜信念，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欧美表现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性文学”，日德探究自省、反思罪行的“反思文学”确实存在不同的创作取向，这和战争给予这些国家的影响是决然分不开的。

　　事实上，作为一种阶段性的文学总结，某种二战文学模式的探讨和论争，恰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战争给予文学的巨大影响。它不仅影响着作家和文学家的思维模式、创作模式和表达模式，也影响和改造着文学格局，促成其裂变和整合。以二战的最大参与国之一中国为例，早在战争初期，因为日军侵华战争和世界日趋成型的侵略体系的逼迫和威胁，出现了诸如“国统区文学”、“‘孤岛’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在内的区域文学格局。

　　战争期间如斯，战后更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逐步形成和确立；而在思想意识领域，当文艺理论家们还在为“后现代主义起始于哪一年”而争论不休时，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学革命已经发生——继现代主义之后，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悄然登场——战争导致了人类精神象牙塔的毁灭，传统的价值体系朝夕崩溃，面对尚未散尽的硝烟、残破的断垣、废弃的城市、枯漠的土地，人类不禁自问：人类的家园在哪里？人类的心灵牧场在哪里？曾经为之一振的崇高的精神理念又在哪里？于是，一种难以承受之轻的“二战情绪”，伴随着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的极度混乱油然而生。

　　从美国开始的以“跨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文学流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迅速发生，并波及世界文坛。金斯堡、雷克斯罗斯、费尔林盖蒂、科尔所等人肆无忌弹的描写正预示着在“跨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中，人类曾有的理性殿堂的“跨掉”；与“垮派”相比，“黑色幽默”（The Black Humour）也同样拥有众多作家和相当的创作规模。像品钦、海勒、冯尼哥、巴斯连同他们那些为世人熟知的《第五号屠场》（1969）、《万有引力之虹》（1973）、《顶刮刮的早餐》（1973）等作品一同昭示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比如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直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皮亚诺扎岛的一支美国空军飞行大队的活动为题材：战争的正邪、胜败统统被抛在脑后，而战争带来的荒谬、绝望、厌恶被有意识地放大，显示出环境和人、战争和人的极度不协调。

　　如果说，“垮掉的一代”反映的是人们如何丧失精神追求和精神自省，那么，“黑色幽默”则直指这种结果的深层背景和原因。在类似“幽默”的笑声中，你看到的是那种荒诞不经、滑稽可笑与令人窒息的沉重和苦闷掺杂在一起的“含泪的微笑”。除却上述两派，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新小说派”、20世纪中叶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德语国家的“具体诗”等无不和二战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主席佛克马在《走向后现代主义》中曾经指出，“‘后现代’这个术语此时已一般地适用于二次大战以来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了”。以二战作为文学分期的标界，足见战争对文学格局形成的深远影响。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却承载了太多的感慨、怀念和沉思。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是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二战，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在战争中以文学为武器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英勇奋战的文学者们，更不应该忘记这段负载战争往事的文学记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文学就是折射历史的这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