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别的艺术那里也是这样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他使用七个音符，排列顺序都不变化，只改变音程关系，旋律就变了，高级。齐白石画画也是一样的道理。

　　刘：刚才说到限制或者单纯，学编导的学生在看您作品的时候，会觉得您就是强化了编舞手法上的动机发展，因为您是特别善于抓住主题动作或形象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作为一个编导，动机发展这个手段是必须要懂的，就跟一个作曲如果不懂动机发展的话那就太可笑了，一个作曲不会写旋律、不会配器、不懂得和声、不懂得音程关系，更不懂得结构，那还做作曲干什么？如果想当一个编导，应该先把编导理论讲清楚，讲不清楚，那还盲目，不入流，没上道，还是自然主义呢！那还应该再学习呢！

　　刘：接着说创作原则和理念吧。

　　张：再有就是，手段丰富但境界单一，而不是手段单调意念杂乱，所以这样一个信念足以让我永远发现下去，能够创作出各种各种的作品。我是非常清醒的，理智与激情我都有，只有理性没有感性不会成为好编导。

　　还有，艺术家最终要创造艺术语言。

　　刘：那么在您创作了360部作品之后，您认为有自己的一套艺术语言体系了吗？

　　张：我不能追求我自己的语言体系，但可以追求属于这个作品的语言体系。可以说，我是第一个把皮影搬到舞蹈作品中的人，民间舞蹈是多种多样的，而把皮影的动律搬到舞蹈中，张继刚是第一个。在《黄河儿女情》中，我创作了《送情郎》《杨柳青》，都是皮影舞蹈，半脚尖要抬高，臀部要翘起来，双手要下垂，下巴壳要往前伸，动作要卡通，这样才能像皮影，因为皮影是半面人，是独眼艺术，这当然就创造了一套舞蹈语言。我第一个把地面的足尖搬上了人体的肩膀，难道不叫创造语言吗？这为中国又拿回了“金小丑奖”。

　　艺术家总是有一贯的创作追求，惯用的创作手段和基本的艺术鉴赏。

　　刘：那这里面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创作习惯就成了定势思维，成了无法突破的宿敌，您一出手，人家就说了，一看就是张继刚的东西。

　　张：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我无论搞什么作品都追求它语言的完整和统一。我要搞古典舞和民间舞的创作，就不会让芭蕾的元素出现，我会让作品在美学上很统一。

　　刘：这种对于“限制”的追求难道不是一种模式吗？

　　张：这不是模式，这是对艺术家的真正考验。我在大学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要求的比这个还要严格，限制更大，我非把你的智慧逼出来不可，我不能让你轻易地用舞蹈说话，要让学生知道，用舞蹈语言说话要慎重再慎重，要说出自己的话。

　　获奖能够证明审美

　　刘：上世纪80年代末，您就力作不断，在经历了《元宵夜》《黄土黄》《一个扭秧歌的人》《解放》《母亲》《壮士》等作品的创作后，我们会发现张导有个转变，有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不再对舞蹈“守忠”，而是更多地去涉足音乐剧、歌剧、杂技及各类大型晚会的创作，这种繁杂的创作会影响对单一事物的精益求精，所以在舞剧《野斑马》和《一把酸枣》出来以后，有人说，看张继刚现在的作品不如原来的小作品让人满足了，当年的《黄土黄》《一个扭秧歌的人》《母亲》是让人落泪的，而现在没有感动。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张：首先，让我们俩尽量心平气和地，你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我也别用有色眼镜看我自己，以下的话都尽可能不带感情色彩。我认为，舞蹈界、艺术界对张继刚作品的期待值很高，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的人，都会去看我的作品。这样，对我的判断就已经有了一个高度，当他们第一次看张继刚的作品的时候，就觉得他很了得。慢慢地，期待值就增长。这是第一个基本的评估。第二个评估来自外面，我特别在意那些不搞舞蹈的人的欣赏，如果仅仅是几个舞蹈同行来赞扬我，我会分析他们的专业评述，如果更多的老百姓喜欢我的作品，那作品就更难做了。因为舞蹈界对我太熟悉了，而还有很多舞蹈圈子以外的人还不熟悉。至于说我哪个作品好哪个作品不好，那没有关系，这也不是今天，甚至再过几年都能评价清楚的，慢慢地去说，慢慢地去看。也许我有些地方落后，有些地方也进步了，但要说的是，我的每一步作品都是在非常激动的状态下创作的，我是朝着“新”奔跑的人，我不会朝着“旧”奔跑。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搞了360部作品，做过音乐剧、歌剧、舞剧、民族音画、杂技等等等等，担任了60多个国家和军队各种大型晚会的总导演。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以后还要导演京剧，导演话剧，但始终有一个原则，不会离开舞台艺术，我始终会在剧场里面，坐在观众席上研究那千变万化、奥妙无穷的舞台艺术。说我明天拍电视剧去了，那不会。我认为，取长补短，别的方面的艺术经验会告诉我们返回头来看舞蹈。如果我一天到晚关在排练室里，时间长了，我还担心自己成了匠人，那样更可怕。

　　另外，我不断地搞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比如杂技，在国际上不断地获金奖也说明了我的艺术鉴赏和审美成熟了。

　　刘：怎么讲？难道奖牌能证明审美？

　　张：对，如果我的作品不断在国际上获大奖，说明我的艺术审美在东方和西方都经住了考验，我能够沟通双方一个基本的审美，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喜欢。如果不喜欢，给奖干什么？而且一再地给，中国九个“金小丑”奖里有三个是我创作的作品拿回来的，这不是偶然的。

　　麦芒上的艺术家

　　刘：您曾经问过别人一个问题：“麦芒上能站几个人？”然后接着说：“麦芒也就是针尖大小的地方，对我们搞舞蹈艺术的人来说，一种普遍性的回答会是：‘一个人。’‘谁？’‘艺术家自己。’我说不对，应该是两个人，麦芒上首先站着一位哲学家，而在哲学家肩膀上站着的才是艺术家。”那么我要问您，艺术家的独立品格难道是哲学家给的吗？如果没有了哲学家，艺术家的高度又在哪里？

　　张：首先要回答的是，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是少数人，十个人里可能有一个或半个人是艺术家，绝大多数人从事的是重复性的劳动，有了经验以后，遵循经验去重复劳动，只有极少数的人是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而艺术家是需要创造性的，所以，我说，麦芒这个针尖大小的地方，不是大多数人站的地方，只有极少数人能站在上面，也就是说艺术是少数人的职业，是创造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