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年春节的大年初一，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播出了“中国首部科幻险情大剧”《非常24小时》。这部长达24集的电视连续剧，由李晓明、黄广生、杨丹涛、田雨灵编剧，尤小刚、黄克敏、明凯导演，刘沙担任制片人，讲述了从除夕之夜近零点到第二天的零点，某现代化都市24小时内发生的故事，每一集片长将近一个小时，故事长度一个小时，由此实现着观赏时间和剧中故事时间的高度一致。其实这也并非创举，美国以反恐为题材的《24小时》，早已由于收视率奇高而趁势拍摄了另外的三部续集，并一举荣获第五十四届艾美奖“戏剧组最佳剧本”和“最佳单镜头剪接奖”以及其余八项提名。如果说，中国观众的眼睛由于长期受到国外影视剧的浸泡而对“科幻”“险情”已然见怪不怪，也因为耳闻“24小时”模式而无从好奇的话，对于中国教育电视台连续24小时播出全部电视剧的方式还是颇感新鲜。观众如果看首播，必须拿出跑马拉松的精神品格和身体素质；而电视台无疑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大年初一那天的常规节目全部取消，包括“铁打不动”的新闻在内，一切让位给一部“科幻险情大剧”，无可借鉴的举动让人对最终结果难以预料。这在电视剧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表面上看，此种播出方式由作品限定：发生在24小时内的故事分开播放（以传统的播出方式要在十二天播完）必将破坏其自身的连续性和高度集中性，观赏者的紧张感随之减弱甚至消弭。可是，在作品乃至制作者们根本无法左右电视台播出时段和播出机制的今天，是什么令中国教育电视台作出如此大的创举和冒险？最终结果又是怎样呢？为此，我们采访了本剧的组织策划者，中国第一代资深制片人刘沙，并通过这位在影视剧行业工作了26年的成功制作人，进行了对中国电视剧市场的一次深入批评和讨论。

　　积重难返的电视剧行业

　　记者：《非常24小时》在大年初一首播后，紧接着又每天两集地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重播，应该说更多的观众因此充分欣赏到了这部作品。现在所有的播出已经完成，结果就可以读取了。您认为这部电视剧算是成功、失败还是差强人意呢？

　　刘沙：我认为它是成功的。上个月我们在北京为《非常24小时》召开了研讨会，专家们给予了它良好的评价。中国教育电视台同时段的收视率，从0.5％骤然提升到1.7％，而作为一个在全国都落地（全国各主要地市都可以接收到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记者注）的电视频道，观众的基数该有多大，提升的数字是以百万计的。我想这是更说明问题的一个确证。另外，中国教育电视台也一改中规中矩的形象，打出敢于创新敢于实践的品牌，获得了更高额的广告收入，扩大了社会的影响力。

　　记者：我想，《非常24小时》这部作品的特殊性决定了电视台以特殊的方式播出，可是什么使得中国教育电视台真正实现了这样的播出方式呢？

　　刘沙：我们对《非常24小时》采用了全新的制作方式。以往的电视剧，要么是“制播分离型”的，要么是电视台“内部消化型”的。所谓“制播分离”，就是制作单位投资、制作出一部作品，电视台握紧播出权限，审查送上门来的片子，决定采用或者否决。这种类型的弊端在于，他们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渠道，唯有通过媒体对于大众的报导来互相猜测。间接沟通，很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有时候是惨重的。制作单位今天看到媒体说，哪部戏火了，估计观众们会喜欢，就赶紧准备资金，搭班子开工；电视台从收视率出发，有时根据媒体的评断，有时甚至根据自己的好恶，决定买或者不买。如果制作单位的作品刚好不符合电视台的喜好，那么作品就将被搁置起来，这解释了为什么每年拍出的电视剧和播出的电视剧数量相差悬殊的疑问。所谓“内部消化型”，就是电视台利用自己手中的无偿资源——设备和人，制作电视剧，然后利用自己的播出渠道播出。这么做的弊病也很明显，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个“女儿”长得再丑——作品质量低下，脾气再不好——价格昂贵，也能够顺利地送进观众的家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天还有那么多烂片子出现在我们眼前。一部20集的电视剧，私营制片公司花30万到40万就能够制作出质量很高的作品，然后可能被放置在一个观众都休息的时段播出；而电视台要花70万到80万的高成本，制作出质量中等的作品，绝对放置在黄金时段播出。可以说，我们的电视剧行业积重难返。这是不对的！

　　针对以上的弊病，我们同中国教育电视台采用了“合而分，分而合”的形式。从计划要制作片子的时候，就跟中国教育电视台建立合作，省却中间环节。我们同电视台联合搞市场调研，分析观众的欣赏需求，然后确定作品题材，建立制作班底。我做制作人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电视台为了这部作品，调动了几乎全部的中坚力量：各领导、广告部、策划部、市场部等等，我们也出动了全部的人马，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这部戏。之后，我们又分开了。我们开始了制作工程，电视台则利用宽阔的平台，制造宣传攻势。他们还向广大观众征集剧本，提高了观众的参与度和期待。结果，观众来信跟雪片似的，有的剧本写得跟我们的剧本情节非常相似，质量还挺高的。等到制作完成，两边的力量又合在一起，共同推出这部片子。所以才促成了不同以往的播出方式。

　　中国没有成熟的电视剧市场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我国电视剧市场的一些弊病。作为一位在影视圈工作了26年，制作过20多部优秀作品的制作人，您对我国的电视剧市场一定有着深刻的了解，切身的体会。能说说它的现状吗？

　　刘沙：你认为我们有电视剧市场吗？我认为我们还不能用“电视剧市场”这种说法，顶多了叫做“电视剧准市场”。有了商品，有了商品的交换和商品的流通才构成市场。怎么使产品变成商品？那就是要使价格围绕产品的价值上下浮动，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我们的电视剧呢？电视台一来不根据产品的价值确定电视剧的价格，二来不根据观众的需求来调整价格。他们的标准是自己的兴趣爱好，是所谓的政治需求，今天我拍了一部片子，刚好“应了景儿”了，那就是好片子，追捧得不得了。还有，我花费好几十万动用几百号人辛辛苦苦干了5个月，结果电视台几千块钱一集就想拿走。他们就是这样的逻辑，要不你别卖，要不你就接受这个价钱。这些都不是市场应该有的因素！这只能叫做巧取豪夺，跟抢东西差不多。一个电视台，有70％的广告收入都是电视剧挣下的，可是电视台才给电视剧的制作单位10％的利润，这哪里是公平市场？

　　记者：电视剧行业存在这样的状况有多久了？

　　刘沙：一直是这样。自从有了电视剧的交换和买卖以后，这个“准市场”就一直这样维持着。有一个现象很可以证明上面的问题。你到任何一座城市里去看看，一定有两家单位的建筑盖得最好，一家是银行，一家是电视台。可是制片公司呢？显然越来越小，越来越破，越来越穷困，破产的越来越多。在这样举步维艰的环境里，你能指望它生产出什么样的好产品来呢？

　　记者：制片公司大量亏损倒闭能否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来解释呢？

　　刘沙：如果真正是这样也就好了。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样下去，最吃亏的是广大观众，因为他们有权利消费到质量最好的产品，看到最优秀的电视剧；其次受损的是电视剧行业，拉动非正常就意味着打击正常。不过，这样的局面也一定会被打破的。如果一个体系内部不够健全，外部肯定有健康活跃的因素涌入，这个不是关起门就能够挡得住的。

　　记者：如果让您来想象一个健康良好的市场应当有的图景，它会是什么样的呢？

　　刘沙：它首先应该是公平的。制作者和电视台的交换的确是根据产品价值和供求决定。只有电视台把该给我们的都还给我们了，才能鼓励生产，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否则很危险。其次，市场上是充满竞争的，充分实现优胜劣汰；而且所有片子都要拿到明处，真正在柜台上被挑选。这样就可以保证制片机构始终非常活跃。比如它一年有能力拍摄10部片子，哪怕有6部都砸了，可是有4部是成功的，那就是相当成功，可以维持它的再投资再生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好好探讨这个话题。你看美国，它是把影视作为一大支柱产业来推动和扶持，它在国民生产总值里面占到非常高的位置。影视业发达了，一来带动了其软件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来也实现了向全球推广美国文化的目的。比如一部美国的商业大片，本土票房达到20％，他们认为这肯定是失败的，因为好像只有美国人自己在看这部影片。美国一向很会用它的影视产品来传播他的思想、文化、意志，而这其中又隐含着多少利益呢？难道我们的文明不应该传播吗？我们不该好好建设自己的影视剧市场吗？

　　记者：《非常24小时》引出了这么多有关体制的问题。可以说，它是一个针对行业弊病，采取主动协调行为的产物，您觉得这样的方式能够推广吗？

　　刘沙：我们当然希望把好的继续下去，可能这次跟中国教育台合作成功了，我们还希望下一次跟中央一合作，跟中央二合作，跟地方台合作，更多的制片公司也采用这种合作。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只能不去想那些消极因素，先把自己超脱出来，在制作环节精打细算，而不是一味发牢骚。只有你自己适应了，保留住了力量，才能进行改造。

　　回首制片人之路

　　刘沙是我国第一代制片人，从1978年到北京电视台开始，他就踏进了影视剧行业的大门，从录音、剪辑开始作起，到后来划分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担任制片人，经由他制作的电影和电视剧不计其数，其中有很多都是广大观众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皇城根》《北京人在纽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它们的艺术魅力经久不衰。

　　记者：目前我们看一部作品，习惯于从编剧、导演甚至演员来发现它的风格、挖掘它的内容，可很少有人会以制片人作为线索。这说明大家认为作品跟制片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刘沙：制片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管理型的，他们被动地接受一个作品，开始资金、人员、场地等方面的谋划，然后实施。这种类型的制片人可能跟作品深层次的关系的确不大。另外一种是策划型的，我争取作这一类型，主动地参与作品的每一个环节：从最初的创意、选取题材、剧本确定，到制作方式的决策，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选择等等。所以，作品里面，也少不了我的存在。

　　记者：也就是说，一部作品诞生的几乎每一个步骤您都会参与。

　　刘沙：不过制片人毕竟是管理部门而非生产部门，我的参与不是参与生产，而是决策。

　　记者：您在哪一个环节的决策是最重要的？

　　刘沙：应当是选题策划吧。89年，我们制作播出了长篇电视室内剧《渴望》，那是一部在播放的时候，形成万人空巷的奇观的电视剧，观众们都被迷住了。我们正是想要通过这部电视剧，表达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的中国人，多么渴望能够拥有平平静静的生活，多么渴望在家里好好过日子，多么渴望抚平内心的伤口——这也正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心声。所以，我们弄出了几个家庭，需要的就是几个“室内”。90年代初，改革大潮带来的各种变化深入到了老百姓的生活当中，《编辑部的故事》中的编辑部，就是一个聚集着新旧体制交替和冲突的舞台，各种新问题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出现，在市场经济初初遭遇计划经济的时候，人们的状态一览无余。《北京人在纽约》抓得更好，当时我们只是感受到了出国越来越热，正在形成一股潮流，结果，真正的出国热在电视剧播出两年以后开始了。那场热烈的迁徙，带来了多少故事，也重复了多少我们的故事。渐渐的，国人的发财梦又开始了，一批一批的暴发户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皇城根》就讲述了一个一夜暴富的故事，家里的老爷子怀揣着一个祖传秘方，究竟怎样处置可以暴富的方子？这件事情考验了他身边所有的人，也考验着我们的观众。对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跟原创刘恒达成了较好的一致，我觉得拍摄电影的效果肯定比不上电视剧，结果的确如此。在电影完成之后，我仍旧执意作出电视剧来，结果促成了这部剧的诞生。张大民写的不止是平民生活的油盐酱醋，它表现的是一种尴尬无奈的心态，改革开放越发深入，我们的收入差距也越大，于是很多人生活在尴尬、无奈和痛苦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旦得到幸福就感到来之不易，幸福得不得了。张大民还并非是国民的写照，他是一种典型化了的人物，是中国当代的阿Q。

　　记者：是什么让您抓住这些紧跟现实和百姓生活的题材的呢？

　　刘沙：我自己就是一个老百姓。我不是私营制片人，也是拿工资吃饭的工薪阶层，虽然可能比有些工薪收入略高一些吧，但我始终还是一平头老百姓。95％的时间，我是一个普通观众，喜欢看电视，但不是自己的片子，除了《贫嘴张大民》，我觉得自己的片子都不好看，只要播出我就吓得赶紧跑。而且让我总结什么“抓住紧跟现实和百姓生活”的经验，我也说不出来。我们真的是突发奇想，脑袋里面既没有理论，也没有可以借鉴的东西，只是一些感受越来越强烈，不吐不快而已。记得当时拍摄《北京人在纽约》，人家就建议，你们可以把剧中人物放在芝加哥，放在华盛顿，为什么放在纽约？我说为什么不放在纽约？他说纽约代表不了美国，它是联合国，也就是世界。我说，我们就得放在纽约，我觉得它是万恶之源，是个烂地方，但是人家就业特好，所有国家都移民到这里——其实我当时也没有到过纽约，只不过道听途说——可见很难总结出理论、经验。不过可以明确的是，这些感受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我们鲜活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抱着一种平民的心态的话，必然脱离滋养我们的大地。

　　记者：您今后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刘沙：现在我的思维能力、体力和精力都不如从前，自己负责的事务却比以前更多。所以我会在工作节奏上放慢，但干起活来还会像过去一样，稳稳当当，一步一个脚印。我还会制作那些反映现实老百姓的心态，老百姓生活的影视剧。

　　记者：多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刘沙：多谢《艺术评论》。

　　刘沙主要作品

　　1982年，电视连续剧《寻访画儿韩》（获广电部电视剧“飞天奖”电视剧繁荣奖），担任录音、录像、剪辑

　　1983年，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获广电部电视剧“飞天奖”特别奖和大众电视“金鹰奖”），担任录音、剪辑导演

　　1985年，电视连续剧《钟鼓楼》（获第三届里约热内卢国际影视节评选委员会奖），担任录音、剪辑、制片主任

　　1986年，电视连续剧《孔雀胆》，担任制片主任

　　1988年，电视剧《怯懦的誓言》（获北京市建国40周年优秀电视剧奖），担任制片主任

　　1989年，中国第一部大型室内电视连续剧《渴望》（获北京市委、市政府嘉奖，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春燕杯”优秀电视剧奖和优秀制片奖，广电部电视剧“飞天奖”和大众电视“金鹰奖”，春燕杯“最佳制片奖”），担任制片主任

　　1990年，中国第一部电视系列剧《编辑部的故事》（获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春燕杯”优秀电视剧奖，电视剧“飞天奖”和大众电视“金鹰奖”，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担任制片主任

　　1991年，电视连续剧《皇城根》，担任制片主任

　　1992年，中国第一部全部在境外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获199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广电部电视剧“飞天奖”和大众电视“金鹰奖”），担任制片主任

　　1996年，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担任策划1997年，电影短片《国歌》，担任制片人

　　1997年，电影《甲方乙方》（获中国电影华表奖特别奖），担任策划

　　1998年，电影《红色恋人》，担任制片监制

　　1998年，电影《不见不散》，担任策划

　　1998年，电视连续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春燕杯”优秀电视剧奖，电视“金鹰”奖、“飞天奖”、北京文学艺术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担任策划、制片人

　　1999年，电影《没完没了》，担任策划

　　2000年在电影《紫日》（获电影“华表”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担任制片监制

　　2002年，电影《嘎达梅林》，担任策划、制片监制

　　2005年，电视连续剧《非常24小时》，担任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