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编剧的这种想象性改写，金大班的一晚也延绵成了她漫长的舞女一生，拖沓的节奏，老套的对话，想当然的故事，再加上不够专业风情的众舞女和矫揉愈显老态的“金大班”，全剧因为内在逻辑的严重缺失和戏剧悬念的荡然无存根本无法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和认可，以至于在剧场之中竟时时传来老年观众的哈欠声，拼贴上的情节缺乏新意，而主要人物的性格转变也实在太过于悬乎，主人公最终在幽怨的舞曲之中淡出了舞台，此时本应烘托出金大班的落寞、孤独情绪却又和她用真情交换利益、计划利弊的庸俗理想相互抵触，让观众无法赋予这个角色以更多的感情认同。

　　缺乏戏剧性的缺陷会导致戏剧张力的单薄，戏剧情节的弱智也将影响节奏的层次和调性。但这些都只是戏剧家的功力问题，而对于上海舞女的赏玩心态，则不折不扣地昭显了编导们的趣味所在，我无意评估老编导们的创作旨趣，我只是不明白，他们所着力强调金大班因性格之中趋炎附势而拜金、自甘堕落的这一条人生轨迹对于当今这个价值体系本已垂垂危矣的现实社会究竟有何意义？社会道德的沦丧，不仅仅体现在恶意的破坏，有时也恰恰反映在这些麻木冷漠无意识的流露之中。

　　千古文人侠客梦，而每一个中国文人心中也似乎总会有一个青楼红粉的存在，鲁迅早就勾画出了大小丈夫们的“威福、子女、玉帛”的终极理想。在文人们的杜撰下，多得是自动献身的红粉女子，面对男权统治下的命运，她们不但甘心奉献自身，也如愿以偿地恪守着男人们所恩赐的爱情准则。我们的文人们就是这样带着玩味的心态去附和一个沧桑女子的哀婉叹息：他们不但要看她纯情的期许怎样破灭，更要看她摇曳的风情如何显露，最终将她这一生的轻薄足迹归罪于她的命运多舛，文人们希望充当这些可怜的欢场女子们的救世主，披红挂彩八抬大轿地去解救她们陷落于水火中的灵魂，从而令她们感恩戴德，终生报恩。于是有多少因缘际会沦落红尘的女子们被文人们的神话所欺骗，她们在黯淡的生存压迫之下不再寄希望于自己的反抗，反而在自身铭刻上了身不由己的悲观主义情怀，她们在男权社会的强迫之中不明所以地扮演着娱悦别人的角色，而她们内心的苦痛和悲哀，她们心底的期许和冀望，则通通像舞台上金大班手中的烟蒂一样被踩在了脚下。

　　在东西方戏剧之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以风尘女子作为剧作主人公的作品，布莱希特笔下有欲做好人而不得的沈黛（《四川好人》），雨果作品中有为了拯救别人而牺牲自己的玛丽蓉·德洛尔墨（《玛丽蓉·德洛尔墨》），连元代关汉卿的元杂剧《救风尘》中都有反抗压迫抵御强暴的妓女赵盼儿，在这些名作之中，这些弱女子们没有甘愿俯首于生活的驱使，作者更没有用玩赏的心态去面对她们，她们的存在映衬着整个社会环境的荒诞，她们积极的反抗行为也使得这些以她们作为主人公的戏剧充满了善与恶对抗性的戏剧张力。虽然这些女子的结局各不相同，但是通过她们行动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真相却历历在目，我们能够了解社会，也得以进一步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这样的作品品味高雅，立于人本，不仅没有让我们感到不安，反而激发起大众对于如何为善的思索。如此观之，为什么反而是我们当代的舞台上却出现如此的貌合神离？这就是我们的艺术家们别出心裁的情怀么？这就是我们耗资千万的精神成果么？

　　舞台上是一个被社会扭曲的女子，人们不去同情她、了解她，却为她的浮华浪艳和光怪陆离高声叫好，这不是时代的悲哀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