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氏版的演出既然以“青春版”号称，在演员的选择与包装上自然亦有追求。它选中了苏州昆剧院“小兰花班”的俞玖林与沈丰英分饰柳梦梅与杜丽娘。靓丽的扮相，华美的服饰，如诗如画的场景，若仙若人的表演，亦轰动了海峡两岸。

　　塞氏版的《牡丹亭》在这方面更为别致，也更是出格。三组主角分别由昆曲演员华文漪与欧洲现代舞者米奇尔、亚裔话剧演员劳伦和鸠、中国旅美歌剧演员黄莺与许林强担任，在舞台的不同部位，用不同的舞台语汇表演，既可称作中西合璧，亦可谓为不伦不类,但效果竟是那样的奇异。

　　这些都说明，为了使《牡丹亭》这样的古典名剧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获得新鲜的生命与更大的认同，演员的风韵与包装的光彩确实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给演员表演与剧场制作提供最大可能的依据仍然是汤氏原作中超常的戏剧想象，而非来自于这种颇费心思的制作与包装本身。

　　汤显祖为了表现他的人生哲学思想，表现“至情”的主题，构思出这个生生死死的故事。在戏剧叙事中，又融进了“梦中的幽会”，“梦后的追寻”，“灵魂的出离”，“地府的判决”、“人鬼的交媾”、“死者的回生”、“战乱中的奇遇”等能激变出无限丰富性的关目。人与人，人与鬼，人与神，穿插撞击在那个特定的表演空间，再加上缠绵的情怀，优美的情境，才形成了强劲而持久的舞台生命力。可以认为，《牡丹亭》的戏剧想象具有非常强烈的“现代性”色彩，因而，那些以现代戏剧观念对它进行不同演绎的版本，才获得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自由交流的可能。

　　如果说，优秀演员的表演，精美的舞台包装，可以赢得观众视觉上的新鲜感，并引导他们进行意义思考的话，那它也只是古典戏剧艺术生命力的表面延伸；如果说，在音乐、舞美、布景方面都从现代剧场的新观念出发，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来表现，充满了创新意识的话，那它也只是试图以现代手段让戏剧更接近观众，而任何戏剧的生命力的根源又都不在这里，都只能在剧作的思想力量中，在作者丰富的戏剧想象中。

　　三、是多变的舞台演绎使古老的戏剧经典获得艺术青春，还是杰出的剧本文学决定着戏剧的舞台命运？

　　当今的戏剧人多有一个执着的观念，剧场表演是戏剧兴衰存亡的关键，如果没有剧场演出，连《牡丹亭》这样杰出的剧本都只能沦为案头之作，被历史所尘埋。我也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我又不能不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戏剧已经形成了表演艺术对戏剧文学强有力的遮盖。遮盖之下，让人感到的往往只有重复的古老故事，规范的动作声腔，以及固定的戏剧场景，或者说只留下了演员、声腔与唱段，戏剧文学的价值却被人们忽略了。

　　《牡丹亭》在近年被多种版本进行不同演绎，并且有“青春版”的演出相号召，却告诉我们，剧场演绎固然重要，而真正决定着戏剧艺术青春的则是杰出的剧本文学。而进一步思考《牡丹亭》剧本文学的价值，我们又不能不认为，《牡丹亭》这个包涵了极为丰富的可演绎性，蕴藏着极强的审美张力的剧本，在创作时所本的艺术精神，又偏偏是案头文学的艺术精神，而非“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艺术宗旨，即作者当年所宣称的“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⑦“不妨拗折天下人嗓”⑧的戏剧见解。《牡丹亭》突破一些场上规矩的制约，却成了日后常演不衰的剧目；而一些专为场上演出而作的剧目，却反而很快从剧场上消失，这其间的规律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我们看到，为了把《牡丹亭》这号称难演的古典剧目搬上现代舞台，仅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有华粹深、苏雪安、陆兼之、唐葆祥、胡忌、丁修询、周进瑞、王仁杰、白先勇等人主持的改编本出现。这些改编本或者精选主要场次，略加连缀，以精华而见全貌；或者保留大多数场次，而做细节上的精心修改，力图使原貌再现于世，但不论如何改编，如何表演，他们都围绕着原作以下三个层面而展开：

　　一是哲学观念的层次，即情理冲突，人性解放的思想主线；

　　二是故事的层次，即在极具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中叙述一个神话式的爱情故事；

　　三是表演的层次，即极具舞台美学意义的曲词、宾白、动作、场景设计。

　　毫无疑问，这三个层面是《牡丹亭》最具有文学性、戏剧性的所在。尤其是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剧本，正是在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前提下进行了精心的修改。作为编剧之一的张淑香教授在《捕捉爱情神话的春影——青春版〈牡丹亭〉的诠释与整编》一文中说：“《牡丹亭》的神奇魅力，来自其内涵冥合神话秘义与抒情理想的交响。基于这种体会，青春版的整编，主要目的就是再现原作的此种艺术精神，以掌握爱情神话的脊骨与经营其发展的抒情节奏为首务。”⑨那么，一个本来被视为“案头之作”的《牡丹亭》，几百年来不仅成为经典的文学读本，而且成为长演不衰的剧场祖本，这就意味着，只有真正优秀的戏剧文学创作才能支撑起历史久远的舞台演绎；如果舍本逐末，失去对戏剧文学的披肝沥胆式的独立经营，仅仅依靠奇异的表现手段和华丽的演出外表去延续中国戏剧的舞台生命，则恐怕是缘木求鱼，难以招回已经走失的戏剧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