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顾长卫携处女作《孔雀》在柏林电影节捧得个最佳影片银熊奖归来时，《孔雀》刚刚在国内放映，好评一片。看完该片，我有些困惑。

　　这部讲述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北方一个小城关于青春故事的影片，同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贾樟柯的《站台》，吕乐的《美人草》有着同样的故事背景和怀旧色彩，但对那段特殊往事的表现却呈现出不同的感悟，姜文的影片没有抱怨和伤感，他以诗意的眼光，用阳光般灿烂的心境完成了对青涩时代被压抑的青春最为美丽动人的绽放；贾樟柯对伤痕的理解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恼，对待‘苦难’也需要平等精神。“因而他的影片基调平和乐观有一种出世的潇洒;吕乐则是在异样的青春盲目和骚动中升华了人生境界，带有许多浪漫超然的色彩。相比较，影片《孔雀》调子有些灰暗，弥漫着浓重的宿命色彩，怨气充盈在影片中，在物质生活的匮乏中显示出的只有心灵的苍白，在挣扎绝望的叛逆中发泄着对时代的抱怨，关于成长的记忆变得琐碎、无奈以至生之无趣。

　　青春是什么？应该是懵懂不解世事的少年所喷发的对社会、人生的最初的全部的激情，那感觉就像缅怀追忆五十年代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影片《青春万岁》中的一句台词：“所有的日子都来吧，都来吧，让我来编织你们……”健康昂扬的情绪超越了时间的藩篱几乎感染了各个时代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引起广泛共鸣。

　　性格决定命运？《孔雀》展示了三种悲剧性格。姐姐性情倔强，行为偏激乖戾，叛逆色彩最重，她不停地寻找爱和温暖，又在不断的失落中平衡倾斜的心灵，挣扎之后换来的仍是无奈和辛酸。姐姐对一见钟情的伞兵的单恋，以及由此激发的当伞兵的梦想逐一破灭后，自己缝制了降落伞拖在单车后疯骑，即便这短暂的快乐也很快在降落伞被抢后消失了。在干爹那儿刚刚得到父爱般的慰藉后，又背上了“第三者”的骂名并殃及干爹自杀。帮着被人欺负的哥哥和被同学小瞧的弟弟找回颜面时，得到的是“破鞋”的唾骂和侮辱。为了调动工作和民政局长的司机结婚，结果从刷瓶子改行烧玻璃器皿，到了也未离开与玻璃打交道，而玻璃透明易碎的特质又隐喻着梦想随时可能破灭，正如姐姐经常直白偏执地做的美梦一样。离婚后，姐姐不得不回到无爱的家里，永远挣脱不了羁绊，每一次挣扎换来的是更大的失望，于是影片有了暗喻：全家人刚刚做好的蜂窝煤，被突降的瓢泼大雨冲散，一切成为泡影，天意如此？智障的哥哥在家里得到了全部的爱，工作一换再换，母亲仍和颜悦色，不像对待姐姐换工作那样缺乏耐心和关爱，最后哥哥结婚并在家里的帮助下开起了自己的营生，整天傻笑的他，生活过得最有声有色。弟弟敏感内向，有些自闭，又有些恋母情结，他经受了有个傻哥哥带来的屈辱，看到了姐姐绝望的初恋，被迫离家出走后，再次回家时领回一个带着儿子年龄比他大很多的唱戏的妻子，他整日无所事事被妻子豢养着，颓废地打发着日子。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三种人生是否值得喝彩，孔雀开屏为哪般？

　　《孔雀》中人物的塑造有着很多缺陷，在那个连认个干爹也招致非议的保守年代，姐姐为讨回象征梦想的降落伞，居然在小树林里面对陌生男子大胆地脱掉裤子。偷了母亲的钱却能泰然处之，为了圆谎不惜自残，找人替兄弟复仇不惜手段，凡此种种,有着“问题少女”的一切症状。哥哥是个智障人士，但他自私起来能无视妹妹和弟弟的存在而贪得无厌，聪明起来能含沙射影地刺激溺爱他的母亲为他张罗结婚，处事老到起来能面对借钱的朋友想起退烟变钱的绝妙主意。除了外表的傻憨，哥哥时常又让人感到他内心农民式的狡黠和城府。至于弟弟，清秀可爱的同时，又有着与他不相称的无耻，为了虚荣心狠心到拿雨伞的尖头戳伤智障哥哥的腿，此辈不善。最不成功的是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他们像一对干巴巴的“符号”，为推动和衔接剧情而生硬地存在着。父亲的麻木机械让人感到”夹生“，母亲对长子的偏爱，对次女和小儿子的冷漠让人无法理喻，影片也未做任何交待。又如：影片中弟弟心理失衡后，把鼠药投进哥哥的水杯以示惩罚来发泄内心积淤的愤懑和仇恨，第二天饭桌上，母亲一言不发地把鼠药放进水杯灌进大白鹅的口中，片刻，鹅抽搐而死，且不说母亲是如何知道的，单说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谁舍得拿一只肥鹅做实验？如果说有可能，那么，在这种睿智的教育方法下培养出来的孩子为什么那么扭曲变形呢？影片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性，人物性格无来由缺乏必要的铺陈，关于青春的回忆和印象竟是这样残酷，让人感受不到亲情和温暖，无非是一个特殊年代一个破碎家庭的不堪往事：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疲惫、辛酸。与之矛盾的是，影片所配的音乐都是熟悉的激昂的向上的明快的前苏联和朝鲜的歌曲、音乐，除了在时间上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年代，与影片主题并不搭调，傻哥哥给弟弟送雨伞传来的画外声是课堂上老师诵读朱自清的优美散文《荷塘月色》，换来的却是弟弟的伤害，这说明顾长卫对影片分寸的拿捏出现了裂痕，无论是以平行还是对比的方式处理音乐与画面的关系均没有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