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孔雀》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了“银熊奖”。有人问我，《孔雀》这部影片究竟好在哪儿？我说，这部影片最大的优点就是诚实，不说假话。艺术与非艺术有许多标准，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是最基本的标准之一。所谓艺术家的良知，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现在有一种说法，哲学求其真，艺术得其美，宗教讲其善。这种将真、善、美分而治之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哲学和宗教我不敢说，单说艺术，除了美，恐怕也还要追求真和善。我不喜欢张艺谋的《英雄》和《十面埋伏》，就是因为它缺少一种真诚的、诚恳的叙述态度。这种情况还表现在其他导演的影视作品中，比如胡玫的《雍正王朝》和《汉武大帝》，比如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都不同程度地说了假话。他们不仅欺骗观众，也欺骗自己。

　　艺术不等同于生活，我们并不要求艺术作品简单地复制生活。曹雪芹写《红楼梦》，采取的办法是“将真事隐去，借假语存言”。然而，曹雪芹没有撒谎，他不仅逼真地描摹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贵族之家的日常生活以及给予他的真实感受，而且在更高层次上揭示了社会历史兴衰治乱的真实面目。但我所谓诚实或真诚则包含着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指向生活本身，其二指向影片的创作者。也就是说，要保证“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创作者先要有“睁了眼看”的勇气，不能逃避生活，更不能违背生活，在生活面前不能做“睁眼瞎”；同时，还要求创作者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前提，我们讨论对《孔雀》的看法，离不开这个基础和前提。《孔雀》是从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场景开始其叙事的。温暖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斜照在一家人的身上。这是个五口之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弟弟。此时，他们正坐在楼道的拐角处吃晚饭，不时有邻居从他们身旁经过，墙角炉灶上发黑的水壶亦“噗噗”地冒着蒸汽。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影像有一些灰暗，但它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使我相信了导演将要讲述的故事一定发生在这样灰暗的背景里。这种信任感在影像与观众之间逐步建立起来，会慢慢地唤醒蛰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而记忆的闸门一旦被打开，就会汹涌而来，最终甚至将银幕淹没，与银幕上的影像融为一体。这就是共鸣。很显然，共鸣常常来自导演对于环境、气氛的营造和生活细节的发掘。《孔雀》在这方面几乎达到了逼真或者乱真的程度。青砖的旧楼房，黯淡的街景，父亲的那个人造革提包，司机小王送给姐姐纱巾时用的包装纸，冷冻仓库斑驳的铁门，一家人制作蜂窝煤的场景，姐姐求弟弟帮她买那本羞于提起的书，弟弟的疑惧和卖书人异样的眼神，所有这些都给我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从这些扑面而来的细节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导演为恢复真实记忆所做的努力。近来流行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对于电影来说，也是真理。

　　不过，《孔雀》的真实不仅是细节的真实，更是历史的真实。细节恰如通向历史的时间隧道，导演通过大量的负载了真实细节的影像，重构了这一家人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历史世界。观众置身其间，仿佛亲眼看到他们为着生存进行着种种活动。由于观众已经与他们处于同一世界中，则对于他们的种种行为和遭际都不至于感到十分陌生。影片是由姐姐、哥哥、弟弟这三个独立发展的故事构成的，它们相互印证，彼此牵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形成一个奇异的景观，即对于青春、爱情、理想的向往和追寻。影片中有一个姐姐的镜头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她当伞兵的希望彻底破灭以后，从欢送新兵的现场回来，她坐在自家的窗台上，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的天空。这个镜头曾经作为剧照发表在多家媒体上，每次看到它，我的心里都感到有一些酸楚。姐姐这个人好有一比，就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要说”心比天高“，其实也没有高到哪儿去，无非是向往一种诗意的、浪漫的生活，而不必每天看孩子或洗瓶子。但即使这样一点可怜的向往，在她所生活的20世纪70年代，也让人望眼欲穿，看不到一点希望。一个青年人的理想之光就这样慢慢地被现实磨灭了。她希望能有一种情感来温暖自己的内心，于是结识了文化馆里会拉手风琴甚至还会跳朝鲜舞的“干爸”。这也很难说就是非分之想，但干爸自己却也因无法摆脱的困惑而摸了电门。她最后只能通过将自己嫁出去来换取新的工作。这时的姐姐和那个骑着自行车任自制降落伞随风飞扬的姐姐，或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她的坦然和她的激情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真正使她感到绝望的，是若干年后与那个象征了她的美好理想的男伞兵的不期而遇，这时，脱去军装的男伞兵失去了他的所有魅力，变成了一个浑浑噩噩、目光茫然的中年男人。她转过身去失声痛哭，是哭她自己的命运，还是哭世事的无常？有谁能说得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