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胡玫是一位挺能让自己的作品引起争议的电视剧导演。1999年的《雍正王朝》，2005年的《汉武大帝》，都在观众和学界人士中间引起轩然大波，争议不休。接下来，她执导的《努尔哈赤》，可能也平静不了。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这无疑是源于作品本身有它可争议之处；也源于人们对文本的不同解读；当然，还源于胡玫自己要标举她追求的是“新古典主义”，是“历史正剧”。

　　胡玫将《汉武大帝》定位于“新古典主义”，不只是标举某种“风格”的问题，至少，首先不是也主要不是一个“风格”的问题，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审美地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并且反映或者表现这个世界的范畴、精神、原则和创作方法的问题，当然，也包括“风格”的问题。

　　胡玫的“新古典主义”主张什么？提倡什么？实践了什么？她的《汉武大帝》表现了“新古典主义”的什么样的特征？她都没有详细说明。只是在日前CCTV－1的一期《走进电视剧》的节目里，胡玫才说，她的“新古典主义”，一是“复古”，二是“创新”。“创新”，可能就是“大胆融入电子音乐这样的尝试，主要是考虑到电视作为大众传播的媒介，必须要有符合老百姓现代生活的元素”，“将这些元素加入其中意在让观众于不知不觉中感受一些现代气息，造成时代的跨越感”；“复古”，则是为了让观众“进入汉代久远的历史情境”而“尽量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表达，以力求还原历史真实”，包括“台词”的“过于文气”。

　　与此相关，为了确定自己的“历史正剧”的身份，《汉武大帝》片头还特别声明：根据《史记》、《汉书》改编。播出版的宣传词还写的是：“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与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开拓了一个强大国家的壮阔版图/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姓名”。

　　于是，一个“尽量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一个“力求还原历史真实”，再加上一个“根据《史记》、《汉书》改编”的“历史正剧”，《汉武大帝》就理所当然地引发了众人的不同评价和争议。播出期间，一家网上论坛组织网民给它打分，以“优良中差”四个等级为取舍，大部分网民的评判是“良”和“中”。至于争议，就遍布各种媒体了。

　　围绕电视剧《汉武大帝》展开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

　　所有有关剧中文物典章礼乐制度建筑器物舆乘饮食习俗以至人物服饰发型胡子化妆言语等等方面的是不是硬伤的争议，我就不说了。当然，导演也不必要回应人家什么“保留胡子是为司马迁好”，历史顾问也不必反驳人家说汉朝妇女造型和日、韩相似“不足为怪”。所有有关电视剧文本本身在结构、战争场面以至后期剪辑等等方面的缺陷该不该争出个是非来，我也不说了。当然，像1月6日播出的第9集，汉景帝把王美人叫到汤泉宫定下了送南宫公主和亲的事，分明说要等一年半载才会成行，而后，他传旨第二天上朝廷议，窦婴等人也都纷纷猜测皇上要议何等大事了，接下来却在第二天上朝之前插进来一大场送南宫公主远赴雁北嫁给匈奴大单于的戏，接着又来铺陈第二天上朝的大戏，一看，就是剪辑乱了时空！这说明，制作要精良，一点也马虎不得。

　　这里要注意的是，既然是“根据《史记》、《汉书》改编”的“历史正剧”，并且“力求还原历史真实”，然而，胡玫又要说她“就是要拔高汉武帝”，又要说汉武帝在“这个剧中就是‘高大全’”，就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就像中国的拿破仑”，“拔高汉武帝没什么错误”，这又显然不能“还原历史真实”了。这样一来，围绕这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的争议，就有了重要的意义了。

　　这其实就是人们对于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的不同意见的争议，或者说，人们对于历史剧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的不同意见的争议，有关历史剧中艺术虚构问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议。其实，胡玫在道理上还是清醒的。比如，1月29日的《北京青年报》报道，胡玫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这是电视剧，不是百分之百的历史，假如我严格按照历史拍出来，估计就没有人看了。”不幸的是，主创人员还是对“历史正剧”过于强调了，他们的宣传词还是写得太叫人误以为电视剧《汉武大帝》就是信史了。

　　大家知道，在我国，围绕着历史题材创作和改编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展开的激烈的理论争论，并不是首次发生，也不只是发生在电视剧领域。早在上个世纪最初的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宗师之一的郭沫若创作《卓文君》、《王昭君》、《聂》等“三个叛逆的女性”的时候，就宣示了一个极其有名的主张，说是，“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还说，“创作家是借史实的影子来表现他的想象力,满足他的创作欲。”不仅“三个叛逆的女性”如此，郭沫若后来创作的“抗战史剧”《屈原》和《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等也都如此。不仅郭沫若如此，他以后的欧阳予倩、阿英、阳翰笙等剧作家也都无不如此。欧阳予倩写在1925年到1927年的5幕话剧《潘金莲》还是现代史上最早大胆为潘金莲做翻案文章的一部作品。郭沫若开创的这种历史题材创作和改编的风潮，处在当时的国情和文化艺术生态环境中，倒是还不曾引起过什么大的反对的声音。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情景就大不一样了。当时，以吴晗和他的反对者李希凡为代表，双方围绕着“历史剧”的正名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分歧是，吴晗主张“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李希凡主张“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其实，究其原委，那次争论的核心在于，前者注重历史事实，承认可以有一定的虚构；后者强调历史本质的真实，强调虚构但否定历史事件要有根据。只是，争论一开始就把争论的一方置于一个“谬误”的尴尬地位上了，这影响了人们准确地去认识和评价那场争论的核心问题和它的价值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