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把‘热美磋’、‘白沙细乐’及‘洞经音乐’等三个不同类型的音乐品种拼凑在一起而编造一个名不副实的所谓‘纳西古乐’的帽子来戴上，这完全是商业炒作行为，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

　　关于这三段话，有必要在这里普及一点音乐常识。首先，由于音乐考古是一件极其严肃和艰难的工作，而留存至今的唐代音乐少之又少。所以目前被学术界所承认的中国唐代音乐，只有根据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唐初手抄卷子《碣石调幽兰》打谱的同名琴曲有音响。此外，就是著名的25首敦煌琵琶谱（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为了正确破译这25首只有音高，没有节拍节奏的乐谱，从20世纪初开始，一批学者为此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中国学者叶栋和席臻贯，甚至为此积劳成疾，最终倒在探究唐代音乐的漫漫长路上。因为唐代音乐的珍贵，甚至保存在日本的只有六行的《天平琵琶谱》（抄写于747年前），也被众多学者认真研究。而他们终其毕生的精力，却仍没有最终的结论。但凡对中国音乐史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宣科真的在丽江发现了唐代音乐，那么，这不仅是中国音乐界的大事，而且会震惊世界音乐界、考古界、历史界。作为一个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我们会最先、最热诚地为宣科的伟大发现欢呼。但是，他所说的“唐玄宗创作的”《八卦》一曲，实际上在云南许多地区都有，当年聂耳改编的著名民乐合奏《翠湖春晓》，就是根据《八卦》的曲调改编的。请问：这样不经过任何考证就可以把一首常见的乐曲宣称是“唐代音乐”，甚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算不算是“这个谎言十分荒唐，完全是对观众的一种欺骗”？

　　关于工尺谱的问题，没有受过音乐教育、更没有到丽江以外其他任何地方做过音乐考察的宣科可能真的不知道这种乐谱是全国许多民间乐种、剧种普遍使用的乐谱，更不知道在河北农村，许多十来岁的孩子都会唱。真是无知者无畏，当宣科以无知加上狂妄的态度宣布“只此一家，唯我独有”时，除了说你“此话更是一种毫无音乐常识的胡言”而外，还能说什么呢？

　　至于作者称宣科把“热美磋”、“白沙细乐”及“洞经音乐”等三个不同类型的音乐品种拼凑在一起而编造一个名不副实的所谓“纳西古乐”的帽子来戴上，“完全是商业炒作行为，”又错在何处呢？而“挂羊头，卖狗肉”，不过是“名不副实”的同义词。即使这句话不好听，但只许宣科做，不许别人说的判决，无疑是缺乏公信力的。

　　其他三条“罪状”，则更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侵犯了宣科名誉权的结论：

　　“不仅蒙蔽了广大的国内外观众、新闻媒体，也蒙蔽了许多不同级别的领导，一些社会名流、知名学者、国内一些不了解云南省音乐情况的音乐界人士，乃至蒙蔽了国外一些国家的高层官员。”

　　“文化打假势在必行，这样的国际玩笑应该收场了。”

　　“希望宣科先生切切不可利令智昏，今后的路要走好。”

　　首先要问：说宣科蒙蔽了许多人，是不是事实？把一首普通的乐曲说成是唐代的是不是蒙蔽？把只有几件乐器，演奏最多不过20分钟的乐曲联奏说成是“大型管弦乐”、“交响乐”，甚至在向联合国申报时说出“其产生的时间比‘交响乐之父’海顿创作的《第一交响乐》的年代还早480多年”这样可笑的话，是不是“国际玩笑”？而“希望宣科先生切切不可利令智昏，今后的路要走好”的话，只能说是劝戒和“希望”。把“今后的路要走好”这样善意的祝愿判成“名誉侵权”，真不知道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关于艺术评论的写法，也有必要在这里普及一下文体写作常识。根据上面那六句话就判定作者“明显超出学术评论的写法”，似乎过于武断。我们知道，学术文章分为多种，有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学术报告、学术笔记、学术通信、学术评论等等，其要求和写法各有不同。比如学位论文，除要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立论严谨、引用要有出处等一般规则外，还有字数和工作量的要求。而艺术批评，是学术文章中的一种。因为艺术本身是感性的、个性化的，因此，艺术批评的文字，不但比一般论文要有更多的个性色彩，而且一定要有价值判断和好恶的表达。如果艺术批评只能说拥护、赞美、恭维的话，不能说反对、批评、谴责的话，只许用褒义词，不许用贬义词，那艺术批评将不复存在。比如鲁迅在评论梅兰芳的演出时曾写过这样的文字：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⑦

　　鲁迅批评梅兰芳的戏时用“猥下，肮脏”这样的词，别人批评他的时候，同样也有让被批评者难受的词汇。成仿吾评论鲁迅的小说时说：

　　“《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

　　成仿吾在评论胡适的诗时，更曾在引用原诗《人力车夫》后写道：

　　“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样浅薄的人道主义，更是不值半文钱了。坐在黄包车上谈贫富问题劳动问题，犹如抱着个妓女在怀中做了一场改造世界的大梦。”⑧

　　这样的褒贬，应该是文艺批评的常态。假如只要有贬义词和谴责的语言就要吃官司的话，鲁迅、成仿吾不知道会吃多少官司！凡是关心艺术批评的人，凡是阅读过艺术批评文章的人，都不会在吴学源的文章中找到“明显超出学术评论的写法”，更不会认为这样的文章应该由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决。还是鲁迅说得好：“文艺必须有批评；如果批评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⑨在这里，作为《艺术评论》的主编，我诚恳地希望宣科能写出象样的反批评的文章，“用批评来抗争”，本刊翘首以待。

　　判决书中关于名誉权问题的阐述，也值得探讨。判决书认为吴学源的文章“是对原告宣科名誉权的贬低、损毁，已构成名誉侵权。”我们要问：当一个兜售假货的人被证明贩卖了假货时，是谁“贬低、损毁”了他的名誉权呢？是打假者还是贩假者自己呢？虚假的东西，究竟有没有“名誉权”呢？而我们的法律，究竟是要保护造假者的名誉权还是保护打假者的名誉权呢？2000年10月27日，日本著名考古专家藤村新一在日本宫城县上高森遗迹一个深1米左右的发掘坑内，在50多名新闻记者的众目睽睽之下，挖掘出“大约7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前期的石器”，从而使日本本土第一次出现了“旧石器时代前期文明”。但11月4日，《每日新闻》社的专题采访小组请藤村看了偷拍下来的藤村在22日往遗址里掩埋假石器的一段录像带，藤村当时“像瘫痪了似地，沉默不语”。据藤村后来交代，在他的“考古”生涯中共伪造了42处考古遗迹。当然，藤村新一的名誉从此一落千丈，但是，与宣科伪造“唐代音乐”被揭露一样，“贬低、损毁”他们名誉的，其实只是他们自己。

　　四、文化打假的意义和思考

　　一个本属正常的学术批评，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是坏事也是好事。对我们而言，官司的输赢其实已不再重要。这件事所引发的一连串思考，才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首先，是全社会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正常的艺术批评环境。媒体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监督权，是社会赋予媒体的职责；艺术批评，是保证艺术健康发展的基本机制。在艺术批评中，批评家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抨击丑恶现象，惩恶扬善。在我们国家，名人不能有豁免权，而且应该更多地接受媒体监督。对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而言，学术的公器作用、独立批评的道德价值、社会正义的表达和坚持，应该具有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利益更重要、更崇高的地位。

　　其次，面对越来越多的因媒体批评所引起的名誉侵权纠纷，我们的立法机构，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清除法律盲点，彻底杜绝这种把个别词句从整个文章中剥离出来，断章取义的做法。“文革”中，这种做法曾伤害了多少好人，又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假如我们的法律不能保护打假者，反而保护了造假者的利益，那么，这样的法律无疑是对立法本义的背叛。假如我们的执法者不能保护正常的学术批评，反而纵容了对学术尊严的践踏，那么，这样的执法者，无疑站在了社会正义的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不公正的判决如果最终得到确认，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

　　1、 助长歪风，败坏社会风气，冲击民族道德底线

　　在文化产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个别造假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人进行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出现各种丑恶现象也是正常的。问题是，没有有力的社会监督与法制建设，我们得来不易的改革开放就将为此蒙受重大损失。推进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力量，是人民和他们的愿望。不公正的判决，将助长歪风邪气，损害社会公正，冲击民族的道德底线。

　　2、 学术贬值，正常的艺术批评受挫

　　“学术乃社会之公器”，所谓“公器”，强调的是学术的独立地位和基本目的。学术，不依附于任何权势，也没有私利的追求。学术所表达的，只是对真实、真相、真理的探索。不公正的判决，将使学术贬值、学者受辱，使正常的艺术批评受挫，甚至造成没有人再敢讲真话的局面。

　　3、 法律失信

　　不公正的判决，所伤害的绝不仅仅是涉案的一方，它其实会更深地伤害法律本身。当法庭的判决与公众的良心裁判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时，人们会怀疑执法者的素质、公正性、廉洁度。长此以往，会造成法律的失信。如果说学术的悲哀还不会立刻影响到全社会的话，法律的悲哀则会造成国家司法机关公信度的下降，对全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4、 影响全国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

　　目前，各地都在争取申报各种文化遗产、拟定保护措施。应该说，这是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良性发展的大好事，也会极大地提高申报成功者的知名度。但是，如果用司法的手段纵容象“纳西古乐”那样使用非学术方式申报的话，将给全国各地的申报工作树立一个坏榜样。如果不顾申报工作的科学性、严肃性，甚至编造谎言，不仅会干扰申报工作的公平、公正，给我国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带来危害，而且将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5、 使当地的名誉蒙尘、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受损

　　用长久的眼光看，用司法手段保护地方造假行为的最大受害者，应该是当地的长远利益。目前的这场官司，已经轰动全国法律界、文化界、艺术界、新闻界，而且，绝不会随着一纸判决书就尘埃落定。一方面，假的就是假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长久地保护谎言；一方面，主持正义和坚持学术尊严、坚守舆论监督权的人们会继续战斗。而一场不名誉的官司，将象梦魇一样长期困扰当地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甚至使丽江这个美丽的名字蒙尘。宣科，这个曾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的“奇人”，也会随着这场“著名”官司的暂时结束，越来越快地显现他的负面影响，并在丽江的“后宣科时代”到来之前给当地今后的发展埋下一颗干涩的苦果。

　　在权势和利益面前，学术是脆弱的；但在学者的心中，学术的尊严与原则却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相信：是非公道自在人心，真理最终会赢得胜利。我们同时也相信，一个豁达大度、勇于超越地方暂时利益的、坦然面对真理与世界的新丽江，将会赢得全国人民的尊敬和世人越来越多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