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文艺批评家谢冕先生在书斋这样评价自身所处的八十年代：“我们有幸站在两个重大时代的焦点之上。历史给我们以机会和可能进行范围广泛的全民反思。这种历史性的反思，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着民族的灵智。”这是当时一批找到身份感的知识分子对那个大时代典型的、充满深情的表达。

　　今天，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前端，用过去时再来表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记忆，“乐观主义”、“理想主义”仍然是它的主要标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确立，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和建设现代化的强国梦呈现给了倍受压抑的中国人，美好的蓝图，宏大的历史命题触发了人们对未来的使命感和现实的责任感，也推动了当时的文化思辨和精英思潮。这场从知识层到普罗大众的集体思想盛筵，早已曲终人散。现在探着记忆的余温，也许只能触及到几枚零星的碎片。

　　朦胧的诗行

　　八十年代首先属于诗歌，诗人是那个时代的神话。他们一开始似乎和时代的脉博很合拍，或在迷惘中探求——“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切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1980年）；或在探求中期待——“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舒婷）。或在期待中坚信——“我自豪/能在祖国的钟楼下／抬起手腕／向世界大声宣布／听吧／我的每一声心跳／都校准了／北京时间”（《今日之中国》，诗刊1984年）这些充满理想，诉诸深沉，向往崇高的词句，闪烁着那个时期单纯的革命浪漫主义。北京的《诗刊》，四川的《星星诗刊》，安徽的《诗歌报》……成了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无数的民间油印刊物也应运而生。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幻灭后的清醒和伤怀，更多地开始流淌在字里行间，明丽的光辉黯淡了，句子也随之朦胧了——北岛写道：“从星星的弹孔中/将流出血红的黎明”；芒克写道：“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它脚下的那片泥土/你每抓起一把/都一定会攥出血来”；舒婷写道：“真的，天空会死去吗”？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公开发表了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这篇诗论一发表便如一枚炸弹在诗坛炸响，随后引发了一场针对这篇诗论乃至朦胧诗运动的大批判。1986年，随着第二代诗人的重新崛起，徐敬亚发起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现代诗大展，并再次以诗论《圭臬之死》炸响诗坛。《圭臬之死》招致了更为猛烈的攻击，发表这篇诗论的《当代文艺思潮》因此停刊。当时，一位文化官员痛心疾首：那个写了《圭臬之死》的青年，不是我们的接班人，而是我们的掘墓人。

　　1989年3月29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也许是个征兆，它预示着诗歌神话的精神乌托邦将与世俗生活越来越远。

　　新潮的旗帜

　　1980年8月，抗争了一年的《星星画展》第二次群展终于冲开了美术馆的栅栏进入了馆内，这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了对伪现实主义样式的反叛，走向了对艺术本质和语言上现代主义的探索。当年，栗宪庭在《美术》杂志发了《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的文章，鼓吹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同时，在美术学院也展开了关于绘画“形式美”以及中国画创新的讨论，问题甚至细化到学水墨画该不该要素描基础的问题。

　　以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高小华《为什么？》为代表出现了伤痕美术。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周春芽的《剪羊毛》为代表出现了“生活流”和“乡土风”。当然，最引起轰动效应的是四川美院的罗中立用超写实手法画的《父亲》，有批评家欣喜地认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敢用画领袖大头像的样式，表现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形象，这是一次彻底的颠覆。然而，作者本人显然没意识到这一重要意义，继续画了《金秋》和《春蚕》，着实表现了一番自己的写实功底。也许出于同样的想法，不久广廷渤也不甘示弱，同样用超写实的手法创作了《钢水·汗水》，既然有了农民形象，当然也要有工人形象。这两幅作品一直作为中国美术馆的馆藏，并列挂在一起，很轻易地就让人想起过去那句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一现象表明了中国艺术界在探索之初，与此前的现实主义政治功利传统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多数艺术家还缺乏深层的自觉意识。

　　真正进入状态，是“85新潮美术运动”，崛起了以张晓刚，叶永青、毛旭辉为代表的西南群体；以舒群、王广义、任戬为代表的北方群体；以黄永等人为代表的厦门达达等在对现实主义的破坏中彰显出最激进的意义。1985年，有两个事件为这一进程推波助澜：一是美国波普艺术大师劳生柏来到中国，中国美术馆第一次被垃圾所填充，成为当时最刺激、最不可思议的展览而令人咋舌：原来艺术还可以这样搞！一夜之间，中国出现了许多现成品的装置艺术作品，波普、达达风靡一时，一个颇具象征性的作品是黄永把中国美术史与现代绘画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另一个是《中国美术报》的创刊，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份全国性的美术专业报，1985年7月6日创刊，1989年底终刊，历时四年半，共出报229期。就是这份纸质粗糙的小报，成为了为中国当代艺术拓荒摇旗呐喊的理论阵营，也恰恰伴随了“85新潮美术运动”的始末。

　　“85新潮”在革命性的冲动之后，也显现出了自身的弊端，如图解哲学思想，艺术语言上的模仿等等，但它毕竟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打开90年代新艺术天空提供了无限可能。

　　1989年春，带着“85新潮”余热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终于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而艺术家唐宋、肖鲁的两声枪响，也为整个八十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降下了帏幕。

　　1989年12月4日深夜，水墨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去逝。第二天，郎绍君写了《一代巨星的殒落》的悼文发在《中国美术报》上，同是这一期报纸，同时刊登了一行小字：“根据文化部关于决定停办《中国美术报》的通知，本报自1990年1月1日起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