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大学的时候，最痛苦的莫过于北大学生宿舍的阴暗和拥挤。北大拥有中国第一流的学者以及亚洲大学中藏书量排名第一的图书馆，然而宿舍、食堂和澡堂这些与学生息息相关的生活设施却真是“一塌糊涂”。我们的宿舍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石灰经常从斑驳的墙壁上落到饭碗里。宿舍里是上下铺，除去床的面积之后，每个人剩下的面积不到半平方米。书籍实在没有地方放，就堆在各自的床上，占据了床的“半壁江山”。同屋的大半是来自北方的同学，而我是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我们最大的差异就是对开关窗户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冬天，北方人怕冷，喜欢整天都关着窗户；而我更喜欢呼吸新鲜空气，即使冷一些也要开窗。而且，我每天早上都早起，没有大学里流行的“九三学社”（早上一直睡到九点起床，中午继续睡到三点）的生活习惯，一起床，便想开窗户。然而，每当我打开窗户的时候，就遭到了同学们一致的反对。于是，我对家的憧憬便始于“开窗户的自由”。

　　研究生上到一半的时候，我搬到了外面住。从此便不断搬家。刚开始是在海淀南路租的一套小房间，就在风入松书店的对面。然后是北大的一位老师帮我找的十六楼筒子楼的一个单间，据说林昭当年的宿舍就在隔壁。后来，宁萱到了北京，成了我的妻子，我们又搬到海淀图书城附近稻香园小区，与朋友合租的一套两居室。再后来，我从北大毕业后，我们又转移到城东国贸附近一栋老旧的居民楼。每搬一次家，我都增添一分“过客”的愁绪。在国贸附近光华街的居民楼里，我们住的时候最长。这座居民楼就在著名的嘉里中心的正对面，如今已经拆掉了。与富丽堂皇的嘉里中心相比，这座十一层的破楼房堪称是“都市里的村庄”。有朋友第一次来拜访，我描述地理位置时说：“先到嘉里中心大堂，我再去接你们。”那时，嘉里中心是网站的聚集地，是北京最昂贵的办公楼和公寓。因此，朋友们都很惊诧：你居然住在嘉里中心！看来，今天文人也能跟网络精英平分秋色了！直到他们找到这座门前堆满垃圾和锈迹斑斑的自行车的小楼，他们才恍然大悟。我们租的房间里，由于电路老化时常断电，而马桶早就坏了，需要把手伸到水箱里去拉线。房东是一对退休的老工人，对他们的家具“敝帚自珍”，不时上门来检查是否被我们损坏，他们那警察般敏锐的眼光让我们如履薄冰。在那些“寄人篱下”的日子里，我与妻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早日拥有一个自己的家。

　　我们经常留意报刊和电视上的房产广告，还参加了好几次房展会，也向许多朋友打听相关的消息。最后，我们终于定购了北京东北角、四环外望京地区的一套两居室。这是一套期房，定购之后还得等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能交房。签完协议之后，我们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看着楼房的外装修一天天完成，我们心里的喜悦也一天天的充盈起来。那段时间，我们两人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宜家家居。北欧家具的风格最接近我的审美趋向——内敛而冷静，简朴而纯净。房子虽然还没有到手，但我们就开始了“画饼充饥”：从大衣柜到小台灯，哪件家具买来之后该放在哪个角落，我们几乎都已胸有成竹了。

　　我心目中的“家”该是什么模样呢？我用四个词语来定义我的“家”：温馨、舒服、自然和实用。我的朋友们当中有不少是艺术家，他们追求一种“以酷为美”的风格，把家设计得比三里屯的酒吧还要另类。但是，我可不愿意一回家就面对一堆钢筋、玻璃和怪异的面具。在我是心目中，家应当是燕子的归巢，一个从远方归来之后随便躺在沙发上就可以沉入梦乡的地方。即使主人是一个有棱角和锋芒的人，家也不应该太有棱角和锋芒。它最好是暖色的、柔软的、舒缓的，像莫扎特而不像贝多芬，像拉斐尔而不像毕加索。家不应当是一件用于炫耀的奢侈品，我极其讨厌那些家里摆满古董家具的暴发户。他们觉得自己缺乏文化，便一古脑地买来种种精雕细琢的古董家具，以为这样做就能显得主人“有文化”。其实，那些沉闷呆板、散发着木乃伊气息的家具，哪里跟文化扯得上关系呢？我喜欢沙发而不喜欢太师椅：沙发是由享乐主义者发明的，坐在沙发上的人感情是放松的；而太师椅象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坐在太师椅上的人连表情也是僵硬的。因此，在装修家的时候，我告诉设计师说，一定不要加入那些虚假的“历史元素”，搞得像是古人的“故居”。我的家应该是一个自然、年轻、活泼的小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