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02年创作了一幅“灵魂之光照耀的山峰”的画。每当我凝视着那被不知从何处而来的光照亮的巅顶时，都有一种甜美的悲哀感觉涌上心头。因为，这种具有金属感的召唤的境界，与两个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理想”。这是一个在文革时代曾被误读、在拜物时代已被抛弃的词，但也是在我的年轻时代对我最具有召唤力的词。

　　从我的个体生命经验回看过去，理想的光辉之伫足心中，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由改革开放而催生文艺界不断解放思想的时代，其实质是对中华民族的一次历史性的启蒙。它虽然不象二十世纪初那样，以更为激烈的政治体制革命和战争的手段来完成对民众的启蒙，但它触及的深度和广度则是前所未有的。时光如若倒退一百年，在满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前夕，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们舍生赴死、推翻封建王朝，靠的是“理想”的光芒；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前赴后继，靠的是“理想”的召唤；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父辈通过艰苦奋斗而初步建成了共和国的物质基础，也仍然靠的是“理想”的激励。

　　八十年代，则是中国最为深刻的历史转折点，因为我们完整地看到了世界，并第一次与西方精神文化的主流相遇。记得，当时在大学图书馆中，我仔细读了日本出版的《世界名画大系》第二十五分册上载有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那幅以“我们是什么？我们从那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为标题的代表画作之后，我与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邻近院校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好友们热烈地讨论，大家产生了这样一种共识：对中国历史民族性的批判与反思，终于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它就是对于普遍人性价值的深度追问。当时由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印制发行的一批西方学术名著，使我们这一代接触到了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并逐步了解了西方近现代的哲学思想，如存在主义、诗性哲学、分析哲学诸流派、深层心理学、现代美学、社会批判理论以及当代神学。对这些理论著作的阅读，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精神思想的全景，尤其是刘小枫教授的《拯救与逍遥》，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人们开始意识到，近代自鲁迅伊始的对中国传统民族性的批判，从对民族劣根性的鞭笞、对大众生存境况的同情，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生存状况的关注，这种以“理想”为基础的人文情怀，构成了八十年代思想界的一道光彩。由此，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中第一次建立了垂直精神向度的坐标。正是在这种垂直的精神向度上，正是在这一抬首仰望的过程中，我们方才领悟了“理想”的本质内涵：理想不是对现世乌托邦的膜拜，不是对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人间乐园的憧憬，而是人类灵魂趋向高贵精神的持续努力，是走向神所允诺的完美、人类和谐相处的大同境界的必经之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圆明园画家村度过了一段清苦而饱满的创作时期，画面里虽然奔涌着愤怒、流淌着伤感，但总有一缕光照耀在画面中的一个坚硬的物体上，并呈露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光，它就像歌德所说的“引领着我们灵魂向前的永恒女性”，始终驻留在我心中，并成为我坚持下去的最内在的支撑。

　　也正是在这条追求高尚的精神价值的路途上，我发现并确认了中国所拥有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地理资源在精神国度中的价值，因此，才有我那一批以高高耸立的山峰为主题的大型绘画作品的诞生，它在价值的层面上言说了现时代的精神诉求。

　　但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精神滑落之后，人们竟然将理想彻底淡忘，似乎它与我们的民族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如今，意识形态的浪涌已过去，商品大潮已过去，SARS也已过去，形形色色的浪潮起伏再也不能抚平人们空虚的灵魂，面对着物质的堆积而形成的内心涣散的局面，人们终于意识到内在心灵的饥饿与匮乏已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而重新确定和树立理想精神的坐标又是多么的重要。审视当下，“理想”被误读的阴影尚未退去，消费、娱乐文化却又统治了人们的视网膜与耳鼓膜；人类文化曾经有过的伟大与庄严，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暗哑。这难道是长久的吗？答案在何处？……

　　每当我行走在中国西北部广袤的原野、戈壁上时，每当我注视着横陈在大地上的雄伟山脉与深沉的河流时，我不由得对“理想”在中华民族精神言说体系中的失落产生某种痛感！那些足以承担催生伟大文化的地理资源，竟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被虚掷浪费，并任凭它在资源疯狂攫取和物质的盲目堆积过程中日益荒芜。但恰恰在此时，是“理想”重新放光的时刻！它将为我们开启新的视界，使我们的眼光从脚前挪开而向远方瞻瞩，那里，屹立着人类伟大文化的高峰，绽放着高处才有的雪莲，它虽没有迷人的光彩，但其清纯的精神气息，却能给迷失的人们以救赎自身的动力。这，便是理想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