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上他平平地说道：有一年，国家的某位副总理一级的人物曾到他工作的胡同视察过工作，目睹了底层工作条件的恶劣，很是感慨，为清洁工人的不怕苦的精神所深深触动，也许是太感动了的原因，这位大人物竟也在肮脏不堪的清洁工人冲澡的地方冲了一把，完了，说他将很快地把清洁工的困难反映上去，改善大家的工作条件，并设法提高一下福利待遇。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情形依旧，一年过去了，音讯渺茫，后来大家也就不等了。说到这，他提高了嗓音，话剧般地说：“同学们，公民们！我请大家注意，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上面下达过一份制止官僚主义的文件啊……”

　　后来马德生去了法国，就此渺无消息，之后听说出了车祸，全身瘫痪，虽获得了赔偿，却永远丧失了使用拐杖的能力，不仅如此，他的赔偿金也不够用，将来的日子可能完全没有着落了。我曾看过他后期的水墨画，画得很好，很有灵气，可惜多少流于纯粹的水墨游戏。也读过他的打油诗，记得好象有这么几句：白亦黑来黑亦白，白白黑黑黑黑白……

　　那次座谈会上，学生也纷纷对王克平发问，什么问题都有，总之没让他怎么闲着。王克平非常低调，说自己原先是演员，因为演员总不能自己作主，所以改写剧本，写剧本也无法自己做主，因为要听上边的，于是改学画，学画时发觉基础不行，材料也贵得买不起，正要撒手不干，发现了树墩子，弄回家来，七砍八琢，有了兴趣，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可以完全做主了。王克平脸堂细腻滋润，总含着微笑，好象脾气很好的样子，记得后来在马德生家聚会时，谈至兴头，他起身跳开了某种现代舞，虽然屋子窄小，舞却精彩得让人意外。

　　阿城好象正好坐在最前排，所以他的发言几乎是对着墙说的。他谈到美院的教学，说到原来的基本功课程的局限性，。他说日光灯下的我，无论在色彩上和造型上都有别于天窗下的我，这也应是基本功的一部分，美院的画室里只画天光，不画别的，这是个缺憾……他的嗓音是字正腔圆的北京话，说得慢条斯理，从容不迫，出口成章，每个字似乎不仅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透着某种天生的文人气。衣着却是不能再大众化了——洗白了的中山服上衣和洗白了的中山服的裤子，风纪扣似乎也是扣上了的。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的交往中，发现阿城不仅精于线描，亦精于摄影，酒量也大，记得有一天刮大风，天被刮得昏昏黄，他风尘仆仆地来帮我们拍画。一身黑皮装，皮包皮裤皮夹克，以现在的眼光看，便是个职业抢手的打扮。屋里正好有瓶酒，我于是出去弄点菜，回来时发现酒已下去了大半，他坐在旁边看着本什么书，我说，就这样，不要菜？他嗯了一声，然后说他其实不怎么喜欢喝酒。那时我们不知道他已开始写《棋王》，只知道他照片拍得好，见识好，神聊好，和学生处得也好，每次他来，一走廊的人会为各自的宿舍争抢他，有时只好排队，他在各宿舍里平均呆上一会儿。想来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U字楼已拆得无影无踪了，代之的是一片水泥停车场，停满了各色车辆，正午太阳下，车顶闪烁着耀眼的反光。

　　南面的主楼尚未全拆光，尚剩些残部。那曾是栋十二层的大楼，不仅在美院，即使在校尉胡同这片里也算是高层建筑了。当年盖这座大楼时，那隆隆的水泥搅拌机声、深夜里建筑工人的大嗓门的说话声，现在想来依稀在耳，而转眼间已到拆的时候了。这么大的楼，也不知是怎么拆的，整个儿就象被轰炸了似的，瓦砾大片大片地斜斜地摊下来，垮下来。

　　“找谁？”

　　我回头望了望那问话的人，说不找谁。那人穿着军大衣，阳光下，皱着眉头继续看着我。我知道他已注意了我好一会了，这不怪他。而且不知怎的，我脱口说了实话，说自己曾经是这美院的学生。

　　“美院？什么美院？”他继续看着我，嘴里嘟囔着，疑心似乎更重，接着说：“从前这里是医院，现在要盖医学研究生院，美院？你搞错了吧！”

　　望着他那年轻的充满疑惑的脸，我也就没再说什么。我无法责怪他对过去的不知，因为美院之前这里曾是什么单位，起过什么楼，又拆过什么楼，我也一无所知，我所知道的是，不久后，在这块地上将会盖起新的大楼，也许比原先美院的更高更大更现代，来自四面八方的研究生也相继迁入，他们读书，他们辩论，他们毕业，他们天各一方，许多年后，如果他（她）们碰巧路过此地，原先的大楼是否还会立在那里？是否也会偶然撞见那摊下来垮下来的废墟瓦砾？这我就无从知道了。温暖的阳光渐渐斜了下去，天色依然是淡淡的蓝，我该走了，于是顺着来时的路，出了大门，出了胡同，一会儿，又走回了北京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