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流域来的农民歌手们都很兴奋，他们来到北京，面对扫射般的闪光灯，窘迫中露着自豪。

　　他们是“十大农民歌王进北京”的主角。这是十月份北京舞台上的大事，即使是“大河之舞”、“齐秦齐豫演唱会”一起出现在北京，也掩盖不了农民的光芒。年近八十的人民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呼吁：听听那些真民歌吧，你们不会失望的！这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的事：中国黄河流域十大农民歌王一起进京演唱。

　　本刊（《艺术评论》）是主办单位之一，伴着第十期原生态民歌“专号”的热络和传播，又参与了这件大力推崇民间艺术的大事。

　　11月5、6、7三天，在刚建成的北京最现代化的剧场之一海淀剧院，十大农民歌王放歌“原声黄河”。这里成了西北黄河的文化世界，各类艺术家配以黄河流域的诗文、画作、装置，台下有中国民歌合唱团人声伴唱《三十里铺》……

　　农民歌曲跟许多观众小时候听的山歌类似，又有七十年代大流行的陕北革命民歌的记忆，因而11月的海淀剧场弥漫着浓浓的忆旧氛围。

　　“中国最好的嗓子在农民中！”专家们称。城市里的一些歌手，养尊处优、吸污染空气、吃污染食物，哪有喝清冽泉水，看空旷山野的牧羊人那样清新的嗓子，哪有他们不受名利羁绊在天野间放歌的豪情和纯真？

　　西部高原那没有污染的嗓子，有着巨大的冲力，西部百姓听之如醉。在浩瀚西部，万千农民很少或从不听城市的那些歌，他们有自己的歌王歌后。这与我们熟悉的城市是两个世界，遗憾的是，这些极有天份的农民歌王最后归宿大多是被埋没在西部荒野，不为外面的世界所知。

　　“西北民歌差不多是世界最好的民歌！”这次“原声黄河——十大农民歌王歌后演唱会”的总策划、总投资人李亚蓉说，“前些年都说中国人没有个性，是千人一色，实际上你到西部看看，有那么多敢说敢唱，那么多叫人血热的东西。说清一色，实际都是电视中的‘假民歌’给弄的。”西北民歌是世界最好的民歌。

　　李亚蓉是中央美术学院学雕塑的，她被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钱茸偶然发现。那时，她们没见过面，但是每晚长谈。李说，她这辈子有一个理想，就是做民歌的MTV，把在西北隐藏着的农民歌王弄到北京。她在电话里用陕西方言唱起来，钱茸听了有些吃惊，说你现在就能拍，就能上舞台，我整天就听这个。将来你能大红啊！

　　李亚蓉跟著名作家赵瑜一起拍出以西北农民歌王贺玉堂为主人公的MTV《庄稼汉》后引起轰动，在全国获了好几个大奖，慕名上门者络绎不绝……

　　那是七年前的事，李亚蓉那时就开始筹备农民歌王进北京的事。她十几次到陕北，寻访歌王。春节最冷的时候，离别丈夫孩子，到米脂的山沟里和婆娃们挤在炕上……这个富家女生活无愁，却总惦记着与己无利的推广“野民歌”的事。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动力，她自己解释说是“前世因缘”。

　　音乐界洋派民派大辩论

　　与李亚蓉一起疯狂的是钱茸。钱茸原来是《中国青年报》记者，37岁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她的老师要求她用方言而不是普通话唱民歌，她当了老师后也这样要求她的学生，不管你是学钢琴的，还是学西方音乐史的，都得用侉腔给我唱梆子或者花儿。

　　她喜爱中国民歌几至“疯狂”，“我送留英同学一盘我采风的带子。他听了非常喜欢，说可以帮我采一些欧洲民间音乐。果然他下去给我录音了。他在欧洲各国跑了一段时间后说，越采风越觉得中国民歌丰富。因为欧洲受学院派影响较深，各个国家风格差别很小，而且器乐化、专业化了。中国是一个超稳定性社会，乡土文化沉淀多年，隔村语不同，这本来就有个性，进入民歌更加强化了，民歌就是方言的夸张。这也是民歌必须用方言唱的道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全世界音色最丰富的国家。”

　　钱茸知道，改变100年来的趋势极难，她甚至认为从李叔同开始，中国音乐就走上了轻视原生态的不归路。而现在愈演愈烈，学音乐的学生基本与民歌绝缘，他们采风不易，国家没钱，好几届学生凑到一起，又去不到真正的山野，都是在城市边上转转……因而她把目光投在了李亚蓉这样的“圈外人”身上。

　　那年冬天，在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楼零度以下的寒冷过道里，她坐在长木椅上，逼视着笔者的眼睛回忆起令她痛心的遭遇：“音乐界有一大批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真正能从心底尊重民歌的人确实很少！幸亏我们传统音乐教研室弄了一批会讲课的人，才维持着学生们把课听进去，这里的师生毕竟骨子里是喜欢西洋的。我们惨淡经营。”

　　西化还是民族传统，争论似乎从来就没断过，只不过有的年份隐蔽，有的年份公开罢了。文化界相当多的人是同情“用优秀外国音乐文化普及中国”（实际就是西化）这一观点的，因为在一些人心目中，民族化是与极左联在一起的，1958年、1965年那两次提倡民族化，提出什么拉提琴的去拉二胡，弹钢琴的去抬粪（增进劳动人民感情）弄得世界音乐界都为之发抖。

　　那年，李亚蓉制作的MTV《庄稼汉》播出后，在学术机构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掀起一股民歌热。如何看待这种民歌走向城市，走向现代生活的现象，音乐界观点不一。几位相当有影响的理论家作曲家，在权威音乐刊物上发文阐述民族文化中的“劣性”，以及普及民歌之弊。被“西化”像水一样无处不渗弄得早憋闷于胸的人，哪容得如此公开贬低中国民间音乐，马上撰文反击。一时间你来我往，颇为热闹，成为音乐界甚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

　　因为既没有政治的影响，又没商业的干扰，此次关于“继承”和“拿来”的争论可以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坦率、最学术、最深入、最痛快淋漓的。在过去几十年中，基本是批“洋奴”一种声音，喜爱西洋音乐的往往最曲折地掩饰自己，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一抒胸臆了。

　　文章较量已经不过瘾了，那年12月，名为“中国音乐向何处去”的会议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持续了一个星期。中国音乐界“三大巢穴”：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两大派”短兵相接，集体亮相，争论激烈而精彩，吸引众多人与会。

　　主张西洋音乐的人发言：对中西音乐进行总体比较，不能不得出中国音乐落后的结论。之所以落后，除了封建主义性质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技术原因和美学原因。今天仍没有任何音乐能取欧洲音乐地位而代之，故“欧洲中心论”并未过时。

　　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证明，民族主义是保守派的武器，现代化的大敌，在整个文化领域如此，在音乐领域尤其如此。因而你要知道什么是音乐，你就要向西方学习……

　　“民乐就是好”派马上反驳：你们在搞文化达尔文主义，认为文化有高低之分，弱者文化理应被强者文化吞噬。

　　钱茸再也忍不住了，腾地站起，逼视对方：从人类学角度讲，文化是没有高低之分的，西方擅长宏大，我们擅长细腻，我们的《梁祝》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之一。大二度在西方曲子里是待不住的，而在侗族大歌里却是审美归宿。西方音乐都是天国性的崇高，我们的美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径，是此岸性的，而不像有些人说的是他们的雏形。现在我们基础课都是西洋四大件（合声、曲式、复调、配器），都在钢琴上做，都以十二平均律为基础，这样训练出的耳朵能不只喜欢莫扎特和贝多芬吗？

　　另一派激烈反驳：“以西衡中”，纯属弱者心态的表露，只有骨子里充满自卑，心底里总与人家比却又明知道比不过人家的人，才总说咱们根本没法比，因为标准不同嘛。这种阿Q逻辑必须彻底破除。

　　争论扯到了世纪初，“民族派”人说，应该回视这100年来中国音乐的路到底走得对不对。我们本世纪初的新音乐一开始就走错了路，在欧洲中心论的大旗下，普及成了西化的同义语。李叔同把西方音乐引入，现在这样的局面是他始料不及的。20年代留德回来的清主说：要把民族的全抛弃……如果我们仍旧抱着本世纪初那种殖民地人的弱势心态进行创作的话，必然丧失自我。

　　另一边有人站起：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了这些观点，真的接受了这种“呼吁”，那么中国音乐本来向世界半开的大门就只好重新关闭，我们将在这种追求民族纯洁性的道路上自掘坟墓。

　　火药味越来越浓，人们争抢发言。一个老师喊道：民乐的前途就是进博物馆，或者成为文化木乃伊。另一个古琴老师跳起来：胡说，怎么进博物馆？我在英国演奏时场场爆满……

　　回忆那次会议，钱茸悲哀地说：许多人表面公允，实际是向着全盘西化的。

　　我们的老祖宗活在这块土地上特别不容易，灾祸特别多。他们需要凄凉婉转或高亢悲怆的调子来抒发情感，哪管那么多复杂的乐式？现在维护文化多样性是世界主题，如果再不这么喊的话，百花园就剩下欧洲音乐这一支，那是生态失衡。

　　李亚蓉没想到她的《庄稼汉》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但她只是埋头做自己的事，算计着农民歌王进北京。

　　其实在中国争论的同时，世界却以另一种姿态看中国。

　　在世界文化最发达国家艺术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看来，中国最好的歌曲既不是现在模仿韩日欧美的通俗歌曲，也不是电视上的那种“民族唱法”，而是在中国各个地区流传的“野民歌”，尤其是黄河流域的民间曲调，那种高亢低徊、苍凉悠远、那种声入心肺、情深至骨，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有着巨大的美学意义。专家们分析，那是中亚草原文化和中国汉地含蓄敦厚传统上万年碰撞的结果，也是当地地理文化所起的拒绝现代都市污染的“冰库收藏”作用所至，保留了自张骞使西域到成吉思汗横扫欧洲时代人们日日所听闻的原声态。

　　世界上许多音乐家都来到中国的西北采风，以便汲取这种异常感性的音乐元素。并改编出版了许多中国西北的音乐带子，与世界最流行的音乐并排出现在销售排行榜上。

　　其实，中国的演艺界众生、电影电视导演、音乐制作人、作家、著名歌唱家、演员等各类稍有些学养的人日常在家欣赏的音乐就是两类：一类是西方古典和现代，另一类就是中国西部原始歌喉。对于一般不明就里的大众所听的各种真流行和假民族他们多一笑了之。

　　最苦的生活，最好的嗓子

　　十大农民歌王聚起来非常不易，他们背后都有血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