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电视导演黄一鹤、邓在军等人排除干扰，力求出新，创办了一台新年联欢晚会，当人们围坐在一起如常照旧地过着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时，突然发现中央电视台出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晚会，“春晚”陪伴人们愉快地度过漫长的除夕夜。第二年的同一时间，央视同样准备了一台晚会，这次的节目更加吸引人，小品《吃面条》等时至今日依然为人乐道。就这样，春节联欢晚会在从此以后的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年年依旧，俨然成了中国人的“新民俗”。

　　但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十年的时光作用于“春晚”，就如同岁月的风霜侵蚀一张少女的脸，虽浓墨重彩，却“暮去朝来颜色故”。春晚已经从一个质朴的茶座式晚会，演变为极尽铺排奢华的“庆典”，而对于它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有学者称：春节晚会已经背离了受众的审美期待，欠缺真诚和真实，以致连自身的存在价值的“合法性”也遭到质疑。

　　套子与场面

　　光耀夺目的演播厅、翻滚舞动的人流、气宇轩昂的主持、载歌载舞的表演，营造出来的是一种豪华的视听盛宴，4个多小时，包罗万象、竭尽所能，似乎要不断提示世人：我们是一个泱泱大国，有无以伦比的文化、灿烂辉煌的影像。“春晚”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中国一个普通单位部门的联欢会也会是一个缩微版的“春晚”，就是国际大导演张艺谋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演的8分钟，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春晚”。中央戏剧学院的路海波教授因此认为：“春晚”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早已经超出它的观赏意义。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出来：春节联欢晚会形成了雷打不动的套路：形式是小品、相声加歌舞表演，主持人负责串联节目，演员都是大家熟悉的那么几十个人轮番登场，主题是团圆、祥和，类似图解文件，而且一味求大，豪华的大场面、精良的大制作，几乎所有的节目都会被涂抹上追求欢乐、健康向上的“油彩”，这样的“经典构架”，并被一成不变地沿袭下来，观众每年都只能通过荧屏去“欣赏”这些人海战术般的场面表演，就像是看能被猜到台词的老旧电影。电视台虽然也搞了一些改革，但是总让人感觉换汤不换药，不见起色，难怪，现在那么多人对这种老套子失去兴趣和耐心。中国那么大，人又那么多，怎么就不见新鲜的内容呢？

　　对此，文艺批评家何西来这样评价：晚会虽然有盛大的布景，但是却难得有耐人寻味、绕梁三日余音不绝的作品令人回味。“晚会大气度不一定要大场面，而是需要晚会的总导演、总策划有宽广的胸襟、气度去表现现代的中国奋力前行的文化心理氛围，其道德标准素养要和时代风尚相一致，要有敢于引领风骚的气魄。

　　“现在的导演组给人的感觉是各种意见都要听，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无所适从，失去了创作的主动性，总是拼凑的状态。这一方面和创作者的艺术素质有关，一方面也是文化视野、文化胸襟的问题。

　　“现在一种奢靡、低俗的娱乐倾向正侵蚀我们的文化，如一些港台的流行音乐，有玉树后庭花的调门，这与我们的大国气度不相吻合，让中小学生们长期浸染于此是不恰当的。我们也不是一味地强调粗旷、粗野。我们的艺术家编导们需要有一定的先知先觉。需要表现的很多，让杨立伟在台上走一圈就能够表现爱国吗？这只是拼盘式的表现。我们的创作者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要有立片言以居要的运筹能力，要会‘布点’、‘布眼’，要有画龙点睛的本领。”

　　名利场的游戏规则

　　前些年才过世的肯尼迪夫人杰奎琳曾经向人描述她所经历的“仕途”。她说：“人们拼命地挤上舞台的中央表演节目，使尽浑身解数保住自己的位置，以不被别人挤下去，而表演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身为复旦大学视觉传播中心常务主任的吕新雨教授在《“春节联欢晚会”读解》的文章中认为：“八十年代的春节联欢晚会给中国人带来的期待感和解放感是今天所不再具备的。现在的晚会从不拒绝有票房价值的明星，从章子怡到周迅，在激烈的歌曲类节目中总有她们的一席之地，唱得跑调是无所谓的。主旋律与大众文化已经相安无事，并且互相利用。明星们渴望在晚会露脸，以抬高走穴的身价，为此‘挤破脑袋’地进行着各种隐形和非隐形的‘投资’行为。而晚会也会招募有人气的明星为收视率服务。”

　　还是黄宏说得直率：“名气越大，机会越多，机会越多，钱来得越快。”这种变相投资行为，历经20年的磨洗，已经严谨缜密，自成体系，从历时半年、密不透风的、封闭式的演练，到一遍又一遍无休止的排查、审核、把关、修改，到在最恰当时刻召集各方平面媒体以壮声色，都被事先安排妥当，按部就班，只待一声令下，便冲将上去，把已经被挤压抽筋，干瘪无血色的“鸡肋”，端到辛辛苦苦、鞍马劳顿一路奔回家的国人面前，在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尽情“享用”去了。

　　在权与利混杂的晚会排练现场，出现个把像赵安这样的人物是不足为怪的。递条子的，说好话的，有人情的，领导批示的，需要慰问的，泥沙俱下，络绎不绝，在如此这般如流水瀑布般冲击下的总导演，早已经谙熟圆通之术，兀自岿然不动地进行着操练，那么多的“合唱”“合说”“合舞”，还有不动声色的镜头切换、亮相，都是经过周密的“策划”的。如果说，央视的总导演们不想把节目做得更好，那是太冤枉他们了，赵安前几年还曾经呼吁电视理论滞后的问题，其实晚会的总导演要考虑的“事情”那么多，哪里顾得上理论问题，更加顾不得考虑节目的艺术质量问题呐。

　　“春晚”是上个世纪电视节目的样本

　　“春晚”历经20余年，也是中国快速演进的20年，影视评论家彭俐认为：“春晚”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我们面前的“巨人”，它给予刚刚开放以后不久的国人带来的是爆炸性的快感，而90年代以后它在人们的眼中已经逐渐演变成常人，人们开始平视它，从关注狂热演变到理性与平淡，可以说“春晚”淡出了社会文化主角，更像是大家的玩伴了。“它从扮演社会热点的主角，一个娱乐的巨人变成了一个常人。

　　“从艺术上说，‘春晚’走的不是一条爬山的路，而是一条下坡路。如当年陈佩斯的《吃面条》、王景愚的《吃鸡》带来的是爆炸性的欢娱，现在的‘春晚’则显得老气横秋、徐娘半老。当年晚会集中的全国最优秀的创作人员，现在国内的最大牌的演艺界明星：姜文葛优等肯定是不会上‘春晚’的，这和国外的大牌明星一样：一线的电影明星通常是不会在电视上露面的。

　　“若从一个整体的文化产品来看，‘春晚’只是一个放大的小品，盛世乐章。就如同是古代宫廷过年释放的焰火一样，转瞬即逝，只有愉悦感官、释放压抑、放纵心情、增加胃口的效果。在转型期的中国充当过渡性的角色。可以想象在几十年或者几年以后，中国人定会抛弃这种关起门来过年的习俗，因为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人们愿意盯着一个静止的屏幕享受年节的乐趣。”

　　目前面对“春晚”批评的流行解释是：观众的口味高了、众口难调。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的于丹教授，已经参与了明年的“春晚”整体策划，她把“春晚”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认为看待“春晚”不能脱离中国娱乐发展的进程。第一个阶段是，《综艺大观》、《正大综艺》阶段，是综合艺术的平面化展示阶段，这个时期的节目之间没有什么内在驱动力，主持人、明星是高高在上的，观众只是被动地观赏和参与，人们和主持人之间是有鸿沟的，观众所做的只是简单审美，这是在解脱“文革”桎梏后人们情感的自然流动；第二阶段是娱乐游戏类阶段，《欢乐总动员》、《快乐大本营》等，这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热衷于看明星答错题、出洋相，有明显的消费“审丑”倾向，而主持人、明星已经走下“神坛”，低龄化的主持人：如程前、何炅、李湘等，可以嘻嘻哈哈，笑得前仰后合，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我们这时的节目样式已经辐射到港、澳、台地区，扩展到大中华的范围，从这时候起，“春晚”就受到严重的挑战；第三个阶段，是世纪之交的益智博彩节目阶段，主持人只是场上的调度员，观众上升为核心，“规则”的地位凸显，节目有一种内在驱动力，人们看“春晚”的时候，可以从第一个节目直接跳到第三个节目，也可以从第七个节目，直接跳到第八个节目，而这时出现的了《幸运52》、《开心词典》等节目，这个阶段的节目都已经彻底的国际化，是对传统节目的根本性的颠覆；第四个阶段，是现在世纪初的“真人秀”阶段，普通观众走出舞台，实现真正的“全民明星化”，这时候的节目是亢奋的、活跃的，如《非常6+1》、《绝对挑战》等。区区十几年，中国电视节目走过的速度是异常迅猛的，从第二个阶段起，“春晚”就受到挑战，到第三、第四的阶段，就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

　　于丹打了一个比喻：“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从杂货店走进大型超级市场时是多么的兴奋，那时的‘春晚’带给人们的激动和快乐是无可比拟的，它的视觉冲击力是丰富的，而现在，人们想的是个性和特色，买中意的物品要到专卖店去了。‘春晚’当然满足不了需要了。”

　　“可以说‘春晚’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样本，它局限在上个世纪的坐标系里，是一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的产物，‘春晚’本身并没有罪过。今年9月份最像‘春晚’的央视栏目——《综艺大观》正式停播，就是一个预警信号。”

　　在欢乐的海洋中，找不到幸福

　　多次参加春节晚会策划的阎肃告诉笔者：“春晚”的基本观众是北方农村，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农民朋友、底层群众，还有部队的戍边战士，辛苦的学生们，大部分的底层劳动群众，在每年的除夕夜，这些忠实的观众会通宵达旦地观看“春晚”的节目，忘记了一年的辛苦。赵本山那样受欢迎，因为他还能反映农民的情感。但是，我们在“春晚”中看到更多的是：下岗工人靠修理自行车再就业了，建筑工人高高兴兴领着工钱和老婆一起回家了……形势一片大好。正如一个观众所说：“面对汹涌而来的国产欢乐海洋，我总是产生很多疑虑：在欢乐的海洋中，我找不到幸福，觉得一切都是假象，无关主旨。”

　　媒体是一张过滤的网，我们只能通过媒体来看世界，同时也把媒体提供的信息看作是世界，其实那只是一种错觉。媒体从来是高高在上，只关注“焦点”的，从来不会顾及丧失了话语传播优势的弱势群体，只关注那些能够带来广告效应的地方，因此有些媒体被含蓄地称为强势媒体。于是常常响在我们耳畔的只会是：美国总统大选、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而不会是其他的，我们看不到农民的疾苦，看不到近些年迫在眉睫的“三农问题”，看不到“低保”的人群。

　　“春晚”也是如此，只不过它会动用一些“煽情”的手段，如类似倪萍的一些串场词等来做补偿。然而，这种情感点缀是对弱势群体缺席的一种虚拟补偿，一种有些虚拟意味的关怀，一种在欢乐背景下的点缀，它与狂歌劲舞的现场是那么的不和谐。

　　节目中除了表现大一统的中心论，还有一些则是有悖目前人文思潮的，如前年的春节晚会中有这样一个节目，主持人把一个有5个孩子的母亲请上台前，深情地讲述她含辛茹苦地把从小失去父亲的孩子们抚养成人，奉献一生。这和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中国伦理现状不相吻合。北京大学艺术系副教授李道新直截了当地指出：其实晚会的策划导演们心里明白得很，不要以为他们把下岗娱乐化、歌颂一辈子不再嫁的母亲是“思想素质落后”，他们的思想比较一般人超前的多，只是他们还是故意要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才是讨好政治、迎合商业的最佳便利方式。

　　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学者说：“从理论来看，单纯的肢体语言和冲动是狂欢化进程的两大法宝。那么，春节联欢晚会时候的我们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我们似乎没有通过这两种渠道，就狂欢了。那么，这种狂欢似乎就是虚假的了。春节联欢晚会是一种仪式，不是狂欢化的体现。我们还浸泡在二十世纪的世纪悲情中，还浸泡在为生活的劳苦奔波中，还浸泡在等级制度中。压抑的我们期待狂欢，但是不敢狂欢，不能狂欢，也不会狂欢。

　　“在春节联欢晚会中，作为观众的我们仅仅是完成了一次集体仪式活动。要说是狂欢的话，只能说春节联欢晚会是媒体的一种狂欢了，因为这显然也是符合意识形态在塑造节日氛围的一种手段，趋之若鹜则符合它们的生存之道。”

　　如果留心，你会发现：现在的晚会，无论是小品演员还是歌唱演员，都把声调提高了许多，显得有些声嘶力竭，丝毫没有前几届晚会的从容与随意。声调提高了，但是作品的内容却离观众越来越远，演员是千方百计地、使尽浑身解数讨观众的喜欢。而晚会中的狂歌劲舞，也多了起来。可是节目内容却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固定的人员，固定的模式，仪式感越来越强。而晚会历来以“欢乐、祥和”作为主题，却不知乐在何处了。

　　相声的衰危

　　如果说前些年的“春晚”还是有一些为人们所熟悉的优秀的相声涌现的话，那么这些年“春晚”的相声已经给人们留不下什么印象了，相声在“春晚”上渐渐衰危了。

　　让我们回头再看一下：199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相声节目有奇志、大兵的《白吃》，牛群、冯巩的《瞧这俩爹》，大山等洋笑星的一段群口相声，虽然水平差强人意，总可以勉强充数，就是这仅有的两、三段相声均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奇志、大兵那段只有5分钟，似乎还没有展开就戛然而止了。牛群、冯巩的相声是刚刚开始，即草草收场。

　　那年的晚会一位负责人曾经告诉笔者：“春节晚会的节目串排是非常紧凑的，每一个节目是精确地按照分、秒来计算的，而这种分秒必争的状况似乎和传统的相声的节奏不合拍。传统相声一般是开场后往往需要十几、二十几分钟的铺垫，最后抖出一两个响‘包袱’。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马三立先生的相声，前十几分钟可以鸦雀无声，而在最后一分钟会骤然哄堂大笑。而电视晚会，尤其春节晚会，已经不可能把十几分钟给相声来做从容的铺垫，因为如果把这么长的相声搁‘春节’上，会占用六首歌曲、两个小品的时间。现在晚会的节奏越来越快，首当其冲的就是长篇幅的相声，要的就是短、要很快见效果，不然的话，观众的注意力就会一下子分散，手中的遥控器也会“跳台”。小品节目一般开场30秒就会设计一个‘笑点’，让观众‘小呲牙’，一、两分钟会让观众‘开口笑’，这样的设计安排就是为了要紧紧抓住观众，所以相声变少了、变短了。”古老的相声像是一个慢跑的运动员要紧紧跟上电视火车飞一般的速度，只好丢盔弃甲、轻装简从了。

　　相声虽然是变短了，但是说的人数量却是提高了，一个相声十几个人说也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了。是真的没有好作品吗？就拿猴年春节来说，师胜杰和孙晨准备的化装相声《今天我上镜》，内容是讽刺“包二奶”现象和唱歌跑调的歌星。据“春晚”剧组内部人员透露：节目被“毙”的主要原因是“格调不高雅，不适合‘春晚’这样的大型晚会，”。而杨少华父子的化装相声《父子贺岁》，主题不错：讽刺了影视剧中任意编造的“戏说风”，彩排时“笑料”不断。不料在第5次彩排后惨遭“枪毙”。至今没上过“春晚的杨少华告诉我：“上‘春晚’是我一辈子的愿望，知道消息的时候，我脸上在笑，心里却在流泪。”有位知情人告诉我：年三十那天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条子演员、关系单位、领导批示、观众来电、商业因素，被戳痛的人气急败坏“对号入坐”等等，当然还有作品的质量高雅与否了。难怪，因为相声内容讽刺了一个说假话的村长而被“毙”掉的姜昆曾经说，“‘春晚’不能推动相声艺术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