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地”和雅痞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也许可以用城市中“雅痞” 的数量去量化，这可以是一个标准，但“雅痞”是无法证明一个城市在精神领域中的质量的。在100多年前的巴黎，它的精神符号只是指向那些混迹于拉丁区的、身无分文的艺术家那里。而巴黎众多的咖啡馆只是一道风景，它所代表的不是文化，而是消费。是巴黎的文化氛围提升了消费的档次，而不是咖啡馆本身就具备文化的功能。如果巴黎没有那么多自甘潦倒的艺术家的话，没有那么多风度翩翩的艺术商、掮客在里面周旋张落的话，那么它的那些咖啡馆所具备的功能和麦当劳差不多，只是提供了一种消费方式罢了， 所以巴黎的咖啡馆是借助于文化才使它具备浪漫的符号。 正在躁动中的城市是不明白这种依托关系的，一个城市如果缺乏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的话，就像一坛死水那样是没有活力的，哪怕它的咖啡馆再多，也只是一种模仿，一种伪浪漫。 当我走在杭州南山路的时候，街道两旁的风貌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我却莫名地怀念十多年前来的时候所看见的萧条和破旧，那种古城的沧桑感和对历 史莫名的追忆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它使我发现现在的南山路就和上海的“新天地“一样散发出一种新贵的 “雅痞”气息。 一边是丰姿绝代的西湖，是琴箫声中映托的埃乃归舟的韵味，它让人遐想，也让人体验到自然之物 的奇妙和不可描述；一边却是沿街的咖啡馆、酒吧里传来的喧闹的摇滚乐声，它使我想起上海的衡山路，但我并不想在西湖散步的时候感受到家乡的气味。我没有理由去评判南山路的咖啡街是否合理，我的趣味毕竟只是个人的。在我脑海中所涌现出的是苏东坡、苏小小、是西泠印社的同人在把酒欢饮，是李叔同孤傲的、被曳长的身影，是马一浮先生在蒋庄的闭目凝思，甚至是芥川龙之介在“楼外楼“对面的长椅上闲散的观望，是那种宁静的孤单和羁旅的惆怅。而现在只剩下红男绿女的闲扯或者调情。 上海的“新天地”已是城市“雅痞”时髦的代名词，但它的繁华掩盖不了它虚弱的本质，像游乐场一样众多的人群已经使这个精心设计的场所变得喧闹不堪，而油头粉面的人群却是无论如何也撑不起浪漫意味的。上海似乎从来也没有过什么真正的浪漫，有的只是浮华和蹩脚的模仿，在二、三十年代，它模仿欧美，而在现在它又开始模仿以前，那种怀旧的、张爱玲似的小女子似乎一直没有离开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上空。 “新天地”有的是怀旧，有的是“雅痞”心甘情愿、不计成本地往里面扔钱，有的是时兴的女子到此花枝乱颤，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只有一件件金缕玉衣遮蔽着一个个空虚的躯壳在午夜溜进出租车。一个城市的文化生活离不开“雅痞”的支持，但“雅痞”在数量上的增多却缺乏质量也是都市文化的不幸。“雅痞”是可以培养的，这就需要都市文化必须建立他们自己的“场”。如果巴黎没有那些艺术家的话，那些“雅痞”也无以附庸风雅，也不会有那么多懂行的画商和经纪人。“新天地”其实只是一个剩余金钱的“排泄地”，它靠一种虚假的文化、虚假的浪漫来诱惑那些有钱的“雅痞”们来此消费，它的目的是商业的，是利润，而文化只是一个幌子，是营造、是广告。

　　“小区”的媚外我们小时候习惯将小区叫村子，而现在很多旧式小区还是称作村子，比如像我以前住的地方叫“上南三村”。但随着都市的发展，现在已经很少听到将新造的小区称作村子的了，不过称呼的改变也是顺其自然，民间的流行语几乎每年都在发生变化，不足为怪。但现在的住宅小区很多都透着一股夸张和媚外的气息，比如“柏林春天”、“金榜世家”，咋一看我们仿佛都生活在“万国博物馆”，或者“翰林院”。乘车不过几条马路就会一会儿看见巴黎，一会儿又走进伦敦，但小区的建筑却是大同小异，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不知为何将名字起得如此响亮。 《红楼梦》中曾有贾政带着宝玉和一帮清客参观刚落成的荣国府，并按照每处“小区”不同的景致分别起名为“怡红院”、“稻香村”、“潇湘馆”等等，名字雅致且切题，让人一看眼前就能浮现出小区大致的风貌，甚至能感觉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当然，这种私人化的住宅和群居的小区不一样，但一个城市用过多的外来城市（或名胜）作为小区的名称难说不是一种集体性的媚外。 当一个城市无视自己的传统，无视自己的文明的时候，媚外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铺天盖地降临。当然，我并不指责“拿来”，人的思维不该因为狭隘而拒绝学习好的东西，但当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商几乎是集体性地将西方的皮毛，甚至仅仅是一个称呼都毫不拒绝地搬来的时候，那么这座城市哪怕有无数个世界第一也无法掩盖它内在的贫困。而没有什么比住在宽敞的豪宅，吃着精美的大餐却又瞪着一双发愣的眼睛更可悲的事了，城市的高度在飞速地增长，凛然有不拿世界第一就绝不罢休的豪气，但在这种豪气的背后却露出了马脚，露出了集体性的懵懂。 就像现在的“人文”仅仅是一个时髦的名词一 样，无论广告或者企业都迫不及待地打出“人文”的旗子，仿佛只要提倡人文就能直达彼岸一样。我曾经去过一个朋友的新书发布会，在一个高达50层的旋转餐厅，极目四望，眼前出现的是一根根石柱似的高层建筑，透着一种荒凉和压迫，而少量的绿色犹如被挤在夹缝中艰难的呼吸，正如帕斯的感觉一样。 城市的文明不需要用高度来证明自己，也不需要用域外的名称来为自己涂脂抹粉。刘姥姥进大观园显得滑稽，但她在自己习惯的乡村，却也是一个厚道人，她找得到自己的位置。如果城市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丧失了自己的判断，那么像刘姥姥那样在荣国府中丑态百出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出丑倒还不难堪，难堪的是明明出丑了还强调所谓的“人文”，这就显得贻笑大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