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艺术评论》杂志社的编辑朋友问我是否有兴趣关注一下当今国内的女性主义文艺，我说我有兴趣。我说我有兴趣，其实倒不是关注实实在在的文艺作品或社会问题，却是勾起了我身上的残存的一点书呆子气。

　　记得读书时节，涉及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课程，最让我想不明白的，不是罗素的数理逻辑，也不是索绪尔语言学，而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这倒不是说这一派由文学批评深化出的哲学学说比数理逻辑等更艰深更复杂。以往的学说再难以理解，总归是依据旧有知识剖析旧有世界为立说根基的（即使其意图在于创新），而“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麾下的思想者们，却在着手建立一个全然未知的知识体系。在他（她）们看来，现在整个文明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男人的世界，其情感立场、思维模式也统统是臭男人们照着男人的想法捣鼓出来的，即是诚心诚意要反抗男权的女人，也不能不重蹈男权思维的覆辙。比方说，过去是男人压迫女人，现在改成女人压迫男人，表面上是女人们翻身得解放，实则一切照旧，只有《十日谈》里的那个呆丈夫才相信改作女上位式的作爱会使男人怀孕。按最新近最彻底的女权主义者的说法：女权主义（fé minisme）这个词汇本身就成问题。法国大革命所颁行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通常说的“人权宣言”）中的人权被写作droit de l’ homme，也可理解为男人的权利，即“男权”，并不能充分涵盖女 人的权利（droit de la femme），而女权主义的通常写法，féminisme，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它刻意突 出女性，反使得女性依然要以男性为参照，仍摆脱不掉男人的影子。因此，应该创立一个彻底割断与 homme（人、男人）、femme（女人）或féminine（女人的、雌性的、阴性的）等传统语汇的历史渊源的新名词以代替现行词汇；因此，现在要争女权，得从根本上建立一套不留丝毫旧踪迹的思维模式和情感世界，不能以为简单把《圣经》里的上帝改成女上帝，把所有男女称谓都颠倒使用就万事大吉，要新就新个彻底：语言习惯、生活起居习惯、劳动习惯有可能连使用了一万年的数字系统都得推倒重来。

　　但此派人士迄今还没有想出具体的可行的全新体系来。

　　笔者偶有闲暇，也曾闭上眼睛玄想了十几套全新语言体系，结果发现：无论怎么变幻花样，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派人士那里，依然不过是男权语言体系的换位而已。

　　笔者虽然一时想不明白这个女人们建立起来的全新未来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模样，但很承认他（她）们抨击旧弊病是切中要害的。比如过去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就有女飞行员、女高压电线路维修工、大寨铁姑娘……文革时甚至还涌现出过一例争女权的“新生事物”——一位没结婚的大姑娘背诵着“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最高指示，坚决要求到公社的牲畜配种站去干过去只有男人才干的活儿。这些事例虽然证明了有些妇女具有与一般男子的不相上下的体力、技术，却不能证明所有的女人都能够并且乐意去爬高压电线杆子或摆弄驴马的生殖器，反到使妇女们除了干她们所擅长的家务外，还增加了一些更累更脏的社会劳动。

　　似乎争女权争的实质是观念上的平等：女人无论是做家务做博士后继续深造或去配种站摆弄驴马的生殖器，男人都应该予以同样的尊重。但是，这个命题一出来，又面临困境：女人做什么事，为什么还得博得男人的认可？

　　人类自1789年步入现代社会，其标志之一是“平等”作为一种社会的基本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然而，男女之间的平等，则后于社会阶级的平等，迟迟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可。因而，所谓女权运动无论发展到了何等程度，其实还是围绕着“平等”二字做文章的。我们今天常常提“自由、平等、博爱”是大革命的产物，实际上当初只提“自由、平等”，而“博爱”是日后对这两大口号的补充和丰富，同样，“男女平等”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日后逐渐为全社会所认知的。

　　在文艺方面，维克多·雨果较早涉及此类问题的大作家之一。作于1873年的《九三年》中，有理想人物郭文与固守男权意识的西穆尔登的一段对话。

　　郭文又说：“还有女人呢？你怎么安排她们？”

　　西穆尔登回答：“没有变动。仍然是男人的女仆。”

　　“好。可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男人要做女人的男仆”。

　　也许雨果觉得这样已经很男女平等了。但是，在当今世界，女权主义者说不定会说：“让男人做女人的奴仆，这本身就是对女人的不尊重！”也许还会说：“假如本人愿意，本人有当男人的女仆的自由和权力。”

　　似乎在女权界久享盛誉的伍尔芙眼里，雨果、易卜生等貌似激进的主张，还是过于机械、过于形式化，还不及奥斯汀一部更古典的《傲慢与偏见》更能准确表达女性的要求。或许说，从雨果、易卜生到伍尔芙，妇女运动实际的进步，只在于对“平等”一词的理解的深入——已从注重外在形式转而注重个人的内心体验了。

　　《傲慢与偏见》的女主角伊丽莎白只想嫁个好男人，从不想经济独立，但她以自身良好的教养和不卑不亢的气质，令丈夫乃至全社会视其具有与丈夫同等的社会身价，这似乎比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更合乎女权理想。

　　比照着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历程，笔者以为，我们目前涉及妇女问题的文艺好像处在这样一个境地：贫困地区的妇女问题还不够作为一个单独社会 的问题引发文艺家们足够的重视；而都市女白领们，虽口口声声标榜着自己在经济地位及社会身份等方面已经与世界潮流同步，却只学得西方妇女处处标榜新潮的皮毛，而并未真正想过要在文化心理上有什么实质上的突破。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今国内妇女运动的最新成果，却似乎只限于都市女白领们把féminisme（英文feminism）从旧译“女权主义”改译成现今的“女性主义”。这个新译法，好像比以前宽泛、深刻，也似乎深沉了许多。旧译女权主义，似乎仅限于争取妇女应该有的权力，而改作女性主义，则涉及到了除权力之外的自然属性，诸如妇女们的爱美、心慈手软、需要男人的关爱、不适宜作重体力劳动等天性，都应该得到应有的认可、尊重，乃至赏识；而在妇女自身方面，也必须把自己在人格意义和社会心理上有一个全新的变化，毫不保留地不把自己视为次于男性的“第二性”。笔者深感遗憾的是，从现在的表现女性问题的文艺作品上，很难看到这样的变化。至少在社会身份认证方面，笔者实在看不出时髦的女白领与贫苦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妇女有什么本质的心理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