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日至5日，“贵州生态博物馆群建成暨国际学术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交流与探索”。 笔者之所以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是在于这次会议学者规格之高（国际上几乎 所有的最著名的生态博物馆专家，包括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雨果·黛维兰，国际博协副主席阿玛尔· 加拉等都到场，还有一些人类学家），也不仅仅是在于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外学者的人数之众，有15个国家的100多位学者参加。而是在于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意义之重大，思想之开放，学术理念之富有探讨性，都是空前的。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生态博物馆”这一理念，是当今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当然，我们可以称其为“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可以称其为是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它的重要指向不仅是更新和颠覆了传统的博物馆概念，而是在于努力的探求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式，包括如何阻止不同地方文化的退化，如何激发不同地方文化的原创力。

　　法国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雨果·戴维兰认为“可持续性”是生态博物馆的宗旨。他在会议的发言中说：“‘可持续性’的意思，我这样理解，不仅仅是要合理的管理好，合理的利用好地球上人类的可再生资源，而且还要使每个人和集体都承诺，以认识和保护人类自然和文化总体遗产的价值作为前提，才能进行任何其它发展项目。这不仅仅是政府或地方权力机构的责任，而是对每一个公民和每一个社团的要求。自然和文化遗产都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需要一种教育工具，在地区和全球范围，教育现在和将来一代年轻人怎样认识、尊重、利用、传承和发展人类精华。”在雨果·戴瓦兰的心目中，生态博物馆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教育工具。

　　因此，生态博物馆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博物馆的理念，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如此，在许多人的眼里，其还是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博物馆的学者杰拉德·克塞在研讨会上说：“生态博物馆应该有一个过程来解决目标，它要记录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由不同的项目来执行，要对文化和政治全面 的介入，通过媒体展览、教育、游览、出版物等，来诠释当地的人文资源。

　　基于这些理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许多地方产生了生态博物馆，或类似生态博物馆的理念的文化机构与项目，如拉丁美洲的“社区博物馆” ‘班牙的“文化公园”’巴西、澳大利亚等地的“遗产项”，日本的“造乡运动”，台湾的“社区营造” 等等。

　　正如雨果·戴维兰所说：“生态博物馆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现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都在发生这样的故事。在很多国家，很多村庄都出现了和当地人们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博物馆。这种新的博物馆有很重大的贡献，它阻止了文化的退化，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1972年在一次生态博物馆的会议上，学者们希望，通过生态博物馆的展示，不仅可以巩固人类的传统文化，还可以为人类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出贡献。”

　　这一理念的确让人感到振奋，在这里人们似乎找到了一条能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以及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新的道路，这似乎是一条真正的人类文化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可持续之路。在信息网络已经把世界文化迅速拉平的今天，确实还很难有两全之策。这正是我国许多学者们一直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希望。

　　也就是说，生态博物馆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念，一个想法，一个学院式的理论探讨，而是一系列的行动与实践。最重要的是这一实践，已经发生在中国。

　　十年以前，我国著名的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和挪威的生态博物馆学家杰斯特龙先生共同努力，在贵州的梭嘎，由中挪合作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随后，贵州还建起了另外三个生态博物馆，被称之为生态博物馆群。现今广西也在学习贵州，今年已建起了三个生态博物馆的试点，准备在今后的三年内将建立10个生态博物馆，其雄心非常的大，内蒙也在积极地跟上。如果此举成功，生态博物馆将会在国内形成燎原之势。因此，作为中国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梭嘎的经验就非常重要，十年的实践，它的经验将会给后来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是与会的学者们非常关心的。

　　正因为如此，作为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之 一的苏东海先生的发言，尤其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在笔者的眼里，苏东海先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 他并没有因为众多的地方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对生态博物馆发生兴趣，并紧紧跟上而兴奋。相反，在他的发言中充满了忧患意识，充满了辩证的思想。他说道：“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生态博物馆的思想要在距离这个思想时空都非常遥远的中国山村里实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行为。它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得以建立起来的？”

　　他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有经济落后、文化丰厚的特点，这正是我们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工作地区。在这些村寨建立生态博物馆，政府是积极的，博物馆的专家的热情也很高，村民们由于利益的驱动，也是积极参加的。有政府、专家、村民三种积极性，在中国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基础条件就有了。在这三方面，专家和地方政府是主导力量，村民是被领导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不得不说，事实上外来力量成了村寨文化的代理人，村民则从事实上的主人变成了名义上的主人。”“在中国建立一个生态博物馆并不难，而巩固它就比建立它难多了。因为建立它是政府和专家的行为，而巩固它只有文化的主导权回归到村民的手中，村民从名誉的主人回归到事实上的主人时生态博物馆才得以巩固。”“从文化代理回归到文化自主，村民们需要经过三个文化递升的层面，这就是利益驱动层 面，情感驱动层面和知识驱动层面。村民们保护自己文化的动力来自利益的驱动，也来自对自己文化的天然感情，至于对自己文化价值还缺乏科学认识。这三个层面都需要提高，这是一个很长的提高过程。”听得出来，他并没有认为村民们已经有了文化自主的意识和能力，如果村民们不能文化自主，不能成为文化真正的主人，这样的生态博物馆会是一个什 么样的生态博物馆呢？第二天，会议组织大家，到梭嘎生态博物馆参观，这次的参观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