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前，韩国人不上电影院看电影，也不看本国电影，自《生死谍变》上映后，一切都改变了。这部影片创造了韩国商业片的神话，仅有4800万人口的韩国有超过600万人次走进电影院，本土票房高达约3000万美元，远远超过同期上映的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2004年，电影《太极旗飘扬》在韩国公映，这部影片又创下了1150万人次的票房最高成绩。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被喻为“韩国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导演姜帝圭。

　　姜帝圭这两部史诗般的电影在内容上都是以国家南北分裂为背景，讲述这个民族独有的苦难，但无论是叙事结构、情节设置、画面音响，还是众多特级场面的处理，都让人们联想到某些好莱坞电影。效仿好莱坞是电影业振兴的必经之路吗？在一片票房叫好声过去后，姜帝圭被推向了争论的焦点。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太极旗飘扬》有抄袭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倾向，您自己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姜帝圭：我想从好莱坞的电影普遍具备一些威力或长处中找出什么是吸引住观众的要点，我看中国大陆或香港的电影时同样也会学到或感悟到一些东西，也会随时做准备去运用它，但这跟模仿是有差异的。如果一定要说在我的电影里有好莱坞普遍有的一些情节，那也许是我无意识当中引用了些好莱坞电影里所具有的美式化的长处吧。

　　记者：《太极旗飘扬》和《生死谍变》都是以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为大背景的，你真正想告诉观众的是什么呢？

　　姜帝圭：拍这部电影时我们做过群众调查，十多岁的群体中，40%对韩国战争全然不知。这场战争中有400万左右的无辜百姓与军人被杀害，虽是50年前之事，但就连我们这一代人也快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民族所遭遇的惨痛事件就这样太过轻易地被遗忘，而这样轻易把这民族惨案抛到脑后的人们是否还有能力去克服或抵挡还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呢？我想到了这一点。我在电影里讲述的是民族的悲剧故事，这是我对社会能尽到的一点责任。

　　记者：作为一个韩国导演，你对北朝鲜的了解有多少呢？

　　姜帝圭：我在北京写电影剧本的时候，就住在清华大学，那里有很多北朝鲜的留学生。我当时常跟他们一起打乒乓球、喝酒、聊天，就是那时候我开始对北朝鲜有了更深的了解与亲和感。我所受教育中认识与想象到的北朝鲜和我亲自体会接触后的北朝鲜是不一样的。原来认为他们的社会非常呆板，很执着于寓言录当中的感觉。但真正去认识他们时发现他们也挺幽默，很单纯，还有在政治观点上，也很放得开。

　　姜帝圭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着迷于电影，从韩国中央大学电影专业毕业后，姜帝圭从助理导演做起，边写剧本，边熟悉导演工作。5年后，他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银杏床》，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可是姜帝圭很清楚如果没有保护本土电影的“银幕配额制度”，韩国电影依然难以走出困境。1999年，韩国150多个导演、演员为抵制政府不保护本国电影而掀起著名的“光头运动”。姜帝圭就是其中第一个剃光了头的人。

　　记者：削发上街是韩国人常用的示威方式吗？

　　姜帝圭：不，剃光头在韩国是非常过激的表现，但当时我们认为无论用什么方法也要维护我们电影人的法规。那是在1999年，我们提倡在一年之间义务的上映韩国电影的制度，面临可能被撤销的危险。不过，现在美国还在施加压力，所以能不能维护到底还是未知数。

　　姜帝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他受中国电影影响很深，小时候看李小龙，大学时看陈凯歌、张艺谋，可以说他是受这些中国电影人的影响长大的。如今，韩国电影迅速崛起，深晓其中奥秘的姜帝圭为中国电影提出建议。

　　记者：你曾经说过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导演的问题，我想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姜帝圭：中国要更接近亚洲的中心，我认为与其为了在世界电影界留下足迹还不如拿出更多的自信心。

　　记者：你曾经说你比较欣赏中国的电影导演冯小刚，你欣赏他的哪些方面？

　　姜帝圭：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个很适合这年代的导演，我认为在中国现代社会里，为了让中国电影更亲近中国的观众，就需要用容易一些、有趣一些、更能得到共鸣的电影去接近观众，在这方面冯小刚导演可说是最有所为的一位。冯小刚不就是眼下中国最需要的优秀导演吗。不仅如此，张艺谋导演也是位值得赞赏的大导演，我年轻时看过很多张导演的好作品，对于在那个时代学习电影的我们来说都是偶像级别的存在，也可说是师傅。金力维文　白继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