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传

　　吴天明／文

　　1939年农历9月13日（公历10月25日），我出生的那天夜里（实际是农历9月14日凌晨），爷爷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在路上捡了个男孩儿。娘说，是我落地后的一阵哭声把爷爷从梦中唤醒的。于是，爷爷给我取了个名字，叫“梦”。看来，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命运已经注定，我一辈子都要在梦中寻觅。

　　两岁时，娘抱着我去北山（陕北与关中交界地区，国共两党在那一带拉锯）找父亲。父亲是游击队长，有三四十个人、十几杆枪，任务是往陕北运送紧缺物资，如药品、纸张、火柴等。父亲带着他的人马东奔西突，娘和我（后来又有了弟弟）居无定所，到处逃荒。当时，娘也就30岁左右，娘儿仨滚过沟、坠过崖，还差点被狼吃掉。有一回，娘被国军抓了去，经受了审问、拷打，棉袄被刺刀捅透都没有招供，保住了游击队藏匿的文件和延安紧缺物资。

　　解放后，一些领导干部甩掉“土包子”老婆，娶了“洋学生”。父亲说，要不是被娘那次英雄行为感动，也“休”了她了。

　　后来，父亲当了“县太爷”。我们全家搬进三原县城的政府大院里住。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政府大院的叔叔送给我一个雅号——小“土匪”。那时，我9岁。

　　1950年，上级通知，县级领导干部可以送一个孩子去省城的“保育小学”上学。父亲给弟弟报了名。但弟弟年纪小，娘不放心，让我去。但因为改换姓名的手续麻烦，父亲就让我冒名顶替。从此，我叫了弟弟的名字——吴天明。这是个吉利的名字，它使我一路顺风。弟弟改叫吴继明，继续我“明”，却一辈子不顺。

　　不知走了哪根筋，我从小喜欢文艺，数理化总没好成绩。

　　我上小学的时候，爱说快板。当时在陕西很有名的农民诗人王老九、谢茂恭的快板书，我一天背一本，经常在学校的文艺晚会上出风头。父亲批评我“不务正业”。

　　初中时，我用陕西话说相声。到了高中，我热衷于演话剧，编舞蹈，不久又迷上了电影。

　　1960年，我考上西影演员训练班。爷爷绝望了，说祖宗造的孽，家里出了个“戏子”。

　　1982年后，我独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在国内外获奖，爸爸笑了。

　　1983年10月，在陕北拍《人生》外景，突然得知，我被任命为西影厂厂长。“官阶”相当“五品”，比父亲的“从五品”高半级。老人家又为我担忧了。

　　《人生》在全国引起轰动，得了“百花奖”。父亲终于说：“这小子还行。”这是他惟一一句夸奖我的话。

　　《老井》国内外得了一串奖。西影厂也搞得红红火火，被外国人誉为“中国新电影的摇篮”。可惜，父亲走了，没赶上我的风光。不然，老人家也许会为他这个儿子感到一丝自豪。

　　1980年代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我抛到太平洋彼岸。转瞬间，一个中国电影界的风云人物，异乡飘零。命运把我扔进了冰冷的深渊，在那里，为养家糊口，苦苦地挣扎了五年。

　　1994年隆冬时节，我回归祖国，一切从零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奋斗。十余年来，在朋友们帮助下，我导演了三部电影，四部电视连续剧，在国内外得了三四十个奖。这些作品唤回了我的自信，也让社会重新接纳了我。

　　今年1月11日，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把第一个“导演终身成就奖”颁给了我，这是莫大的鼓励！同行们对我大半辈子的劳动做了公正的评判，我当死而瞑目。但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还有精神再干十几年。

　　记者手记

　　无论走出多远， 身上始终打着土地、革命、英雄、崇高的烙印

　　外滩记者 曾进／文

　　“黄土是止血的”

　　——吴天明电影《人生》中的台词

　　1980年代，是吴天明的年代。

　　1983年，44岁的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那时的西影厂成为中国电影的圣地。在西影厂三层的招待所里，几乎每一个八九平方米的房间都走出了一位后来在中国电影业内呼风唤雨的人物：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何平、周晓文、顾长卫等等。

　　这些怀着电影梦的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拿出自己的剧本，相互评析，《老井》、《孩子王》、《红高粱》在一遍遍反复争执和讨论中呈现在世人面前。吴天明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他用个人魅力，把每个人牢牢地粘合在一起，成就了1980年代中国西部片的神话。

　　这位游击队长之子无论走出多远，在我看来，身上始终打着土地、革命、英雄、崇高的烙印。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给予他直面现实的力量，也让他多情而感伤。

　　和他相处20年的朋友罗雪莹说：“天明每次拍电影，深入生活采访时他都会流泪，撰写剧本时流泪，给演员说戏时流泪，现场拍摄时流泪，后期制作时仍旧不断地流泪。这让我经常想起诗人艾青那句话——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天明就是这样的人。”

　　当我好奇地向眼前这位壮实得像北京司机的西北汉子求证时，他语气略显迟钝，道：“谢晋导演说过，你自己不感动，怎么去感动观众？”

　　有人说，黄土地约束了吴天明的精神世界，他始终走不出土地、离不开农民。

　　回国后，这个倔强的汉子开始拍各种非农村题材的电影拍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拍河北省永年县“黑脸”书记姜瑞峰……尽管远离了农民，远离了土地，但吴天明塑造的所有人物中，仍然跟一种叫做“崇高”的力量相联系。而当代中国人对于“崇高”的信仰、对英雄的钦佩已经远非昔日可比，吴天明和他的电影在商业大潮中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以至寂寞，再难复见1980年代的风光。如今，数风流人物，皆是他曾帮助过的学生、扶持过的后辈——中国第五代导演。

　　吴天明始终不肯相信他所热爱的同胞会不去关心他所关注的问题——正义、民族使命与时代的忧患。他继续在他的土地上拍摄自己关注的电影，继续保持着当年拍电影的作风，不吃小灶，不请助手。每成立一个剧组，他就开会做政治辅导工作，说：“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先做人，除非你要做王八、乌龟，我们就不管你。做艺人，艺在上，人在下，所以你首先得学会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