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中国影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望长安，有个吴天明。”这句话，可以说是吴天明在那个时期炫目形象的写照。

　　作为电影导演，吴天明以《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等现实主义力作，高扬着关注现实人生的优秀艺术传统。

　　作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他识才爱才，鼎力提携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何平、周晓文、顾长卫等一代影坛新秀。

　　然而，命运对他作了另一番安排。他离开祖国，在美国滞留了五年之久。回国后，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今，又是10年过去了……外滩记者 曾进／报道

　　光头、大耳、黑脸庞、橘黄T恤、蓝裤蓝袜、塑料拖鞋。

　　吴天明，就坐在记者对面。在他下榻的高级酒店的自助餐厅里，要猜出对面这位66岁的老人就是风云一时的大导演、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主席，是需要想象力的。

　　他热情地招呼记者坐下，得意地说，这几天我见客人都在这里，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了。随后，他又跑到餐厅，拿了很多水果、刀叉和酸奶放在记者面前，像孩子似的，边吃边压低声音说：“随便吃，这里都是免费的。”这瞬间，记者仿佛到了陕西窑洞老乡家。

　　吴天明开口讲话时，语言就像被他征服的疆土，自然、活泼、多变地铺陈开来：忽而描述童年时父亲教他在雪地套野鸽子的每一个细节，忽而哼上自己8岁时在舞台上表演的秦腔——“恨姐姐不给我多吃米饭，糠菜汤喝得我太得厌烦”，忽而又起身朗诵恩师崔嵬传授的元稹写给白居易的诗，还有他儿时一个个颠沛流离的故事……

　　“一辈子就叫过一声‘大’”

　　《外滩》：听说您父亲吴曰聪是陕西三原县的游击队长，您三岁不到就跟随母亲在陕北、关中交界一带度过了六年的流浪生活，讨过饭，露过宿。

　　吴天明：我们居住的地方是红白交界的地方，一会共产党来，一会国民党来。我父亲是游击队长，我母亲当时32岁，带着7岁的我和3岁的弟弟，到处逃难。我在电影《非常爱情》中写过一段遗憾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经历。

　　陕西人管父亲叫“大”。我这一辈子就叫过一声“大”，那年我7岁。他常年不在身边，我压根叫不出来。一次，他回来了，就住了一晚上。他手枪上的子弹壳，我很喜欢。父亲说：“行，你叫一声爸，我给一颗。”我不叫，我妈就打我。后来，我实在想要子弹壳，就躲到墙角，双手把头捂住，憋呀憋，吐出来一个“大”。哎呀，这一声把我爸高兴的，马上把我拥到怀里，将全部子弹壳给我了。当时，父亲还不到40岁。后来我爸当县委书记、县长，家的隔壁就是县委大院，我妈就让我去叫爸吃饭。我就呼噜呼噜跑过去，用脚把门“哐”地踹开，里面人一声喊：“谁？”，我就答：“吃饭。”如果是吃中午饭，我爸在睡午觉，我就过去踢床，从来没有叫过他。

　　《外滩》：父亲那种英雄好汉形象，对于您以后的电影、人生是不是有影响？

　　吴天明：那当然。我的性格就像父亲，不记仇，不拍马屁。我父亲1936年参加革命，官最高就做到地委书记。后来他到陕南做县委书记，后来又做地委书记，最后死在陕西省农业银行副行长这个位置上。他一辈子就上不去，老得罪人，跟我一样，经常对领导敲桌子、摔板凳，口无遮拦，没有自我保护意识。说真话，人家就不喜欢你。

　　“你们谁要说姓吴，

　　我就把你们的头像鸡一样剁下来”

　　《外滩》：您的头三部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全是描写农民。这似乎并不偶然。

　　吴天明：农民就是老乡啊，老乡真是好啊。那时，我们无论走到哪，都是住在老乡家。游击队和国民党小股部队打遭遇战，老乡抬着游击队员的时候，一路呵护；但抬到国民党俘虏时，就不一样了。

　　《外滩》：童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您怎么记得如此清楚？

　　吴天明：那是你从小就生活在蜜糖罐子里，甜得记不起了。

　　一次，我们全家住在杨家河一家地主的窑洞里。有天，国民党来了一个连，把我们包围了。我妈把我爸捎来的文件埋在窑底几个大粪堆底下。后来，我妈被国民党绑在马桩上，棉衣都刺破了，她就是不肯说出文件的地址。

　　我们又被转移到兆金监狱里审问，逼迫我妈和我招供“姓吴”。此前，我妈就给我们交代过了。我记得有一天，我妈拿了一只鸡，放在很大的案板上，对我和弟弟说，你们过来看。她拿了一把刀，一下，把鸡给剁了。我妈说：“你们记住你们姓张，你大姓张，不姓吴，是打铁的，叫张铁匠。你们谁要说姓吴，我就把你们的头像鸡一样剁下来。”我们真害怕。国民党拿糖和枪逼我，我也没有敢说。战争真是残酷，没有人性可言，就看谁命大。

　　《外滩》：抗战期间，你们靠什么为生呢？

　　吴天明：当时家里没有钱，我妈就纺线、织布。我在家门口烧炉子卖茶，当时，我们那里把榆树叶子晾干、阴干，煮出来就是黄黄的“茶”。熬过后的叶子，还可以放在筛子里晾干再用。我的任务是拉风箱，那时我人跟风箱一样高，拉一天风箱，卖茶，烧煤，脸都看不见人影了。六七月份，我上身没有衣服穿，裤子是穿冬天的两层开裆裤，把棉裤的棉花掏出来，就成了夹裤。

　　除了拉风箱，我还经常做的事情是跑到人家卖西瓜的八仙桌底下，别人坐在上面吃西瓜，我就在下面接人家吃完西瓜吐的西瓜籽。我把这些接来的西瓜籽清洗晾干，自己都舍不得吃，交给妈妈卖钱补贴家里。

　　“用卖棉鞋的钱，

　　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外滩》：听说您从小就开始喜欢民间艺术，唱秦腔什么的。

　　吴天明：解放后，家乡办了“自乐班”唱戏，“自乐班”是关中农村的一种民间娱乐组织，农民自己组织的，主要是唱秦腔戏。我八九岁就参加了自乐班，开始演戏，演过三个戏，秦腔的《穷人恨》、《血泪仇》、《改造二流子》。三出戏我演了三个娃——瘦娃、狗娃、羊娃。我一个姨演我姐，我表哥演我妈。我演戏特别动感情，在舞台上打滚，真哭。我姨看见我这么动感情，她也哭。

　　我当时演出一出戏，能得拿几十个铜板，我很高兴，就到处演，后来我就中了“文艺”的毒了。

　　《外滩》：什么时候对电影感兴趣的？

　　吴天明：小学我说快板，中学说相声，高中自编舞蹈，我当时是西安中学的文艺部长。后来就迷上电影了，还给班上同学讲述苏联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什么当众孤独，其实我当时狗屁不懂。

　　我记得当时西安建起了第一个宽银幕电影院——和平电影院，就在我们学校的胡同口上。有天，我逃学，买了电影票，去看杜甫仁科的《海之歌》。寒冬腊月，电影院没暖气，看了第一场没有看懂。但是觉得很有意思，出来就花了一分钱买了张说明书，还是没看懂。电影票是我花吃早饭的钱买的，两毛多钱。

　　还想继续看电影，但是没钱了。最初的想法是，躲在厕所里躲避清场，等开演了再回去看。但是，电影院的人显然在提防着这一招，连厕所也清场。于是，我决定把脚上穿的鞋子卖了。那鞋，是我妈妈新做的，才两三天。我把鞋脱下来了，拎着在电影院走来走去，就不好意思卖。后来，跑到对面的商店，卖给一个老头子了。老头认为我有毛病，说他活了一辈子，也没见到卖鞋子看电影的人。用卖棉鞋钱我买了两张电影票。第二场我看懂了，第三遍已经完全懂了。这部电影前前后后，我一共看了14遍，台词、剧本、旁白、导演资料都弄来了。从那开始，我做起了电影梦。

　　后来我考西安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就长段长段背诵《海之歌》里面的台词。人家考官觉得很纳闷，这小子怎么了？

　　“我用我的良知来表现我的理想”

　　《外滩》：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导演，有人评价今天吴天明的创作走向大团圆，认为您拍摄得太主旋律，你怎么理解？

　　吴天明：无所谓，我也看到这些说法。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到宣扬这些东西，我唾弃那些教条的东西。我用我的良知来表现我的理想。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鞭笞那些黑暗的东西，比如《黑脸》，对那些残害老百姓的贪官污吏，我恨之入骨。但是我写这剧本时，是想为老百姓做一点好事，让老百姓感动，我跟着他们一起痛哭流涕。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别人怎么说，这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故土，这是我坚守的地方。

　　现实主义也是很宽泛的东西，反映真实的东西就是现实主义吗？《手机》也是现实主义，但是它表现了一地鸡毛，这种东西我不喜欢。因为它没有给我一种精神。但是很多人喜欢。我反正不喜欢，我也不会去拍摄那样的电影。

　　《外滩》：1989年—1993年，您在美国滞留了四年。您前后有八年时间没有摸过摄影机了，能谈谈那段生活对您现在的影响吗？

　　吴天明：在美国，我看了几百部电影。最多一天看了9部，原先我们国内对好莱坞片子认识上有一些偏颇。美国电影在思想上有一个永恒的主题：真、善、美。尽管好多是所谓“做梦”，尽管它有很多套路和模式，“梦幻工厂”嘛，但都是向上的主题，这是它能站住脚和保持强势的主要原因，不然不可能长久地风靡全世界。

　　《外滩》：您怎么看待美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区别？

　　吴天明：美国电影不像我们有些电影宣扬的是一些龌龊的东西。我们这个国家，有贪污腐败，有假冒伪劣满天飞，但作为艺术作品，不能以反映现实表象作为目标，可以有一些作品如此，但不能全都这样跟着走。

　　我不是提倡假大空，也不是假造神仙，革命人物也不全是英雄好汉。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需要发扬崇高和阳刚之气，电影作品应该去宣扬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身边不是没有。我们周围有崇高的人、美好的事物和精神。不要去蔑视这些东西，不要去玷污这些东西，比如说，诚恳。

　　“否则中华民族精神就会像被剔掉了骨头的肉一样，提不起来”

　　《外滩》：您还在坚持被人认为过时的现实主义艺术，不会感到孤独吗？

　　吴天明：不孤独。《非常爱情》里面我写了一个单纯的爱情，有人说这是初中学生写诗。我说我60多岁的人，还能写出中学生纯真的诗来，你现在写不出来，你已经没有这种精神了。

　　别人说我的电影落伍了，我说不是落伍了，而是片子在中国提前了10多年。很多西方人看了这部电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他们信仰这个，中国人唾弃这个。如果谁嘲弄纯真的爱情就是刽子手。纯真是不能嘲弄的，就像崇高不应该被嘲弄。如果没有了崇高，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像被剔掉了骨头的肉一样，提不起来。

　　中国报纸现在讨论一个博士生救一个老太太值不值？这种议论就是不要脸，还在报纸上大篇幅讨论。救人是人道、人性、人类的精神需要。韩国人为了民族，可以把自己手上的黄金捐给国库，可以全国人民不看《泰坦尼克号》。韩国电影即使拍得那么不好看，他们也会支持，中国能做到吗？我为什么拍摄《牛虻》？就是要唤醒中国人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