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呢可能不像大家想像的那么轻松，比如自己的亲属得了重病得了，癌症，该不该告诉他，又是怎么告诉他？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的确在生活很多人遇到这样的困惑，我今天请来了我的同事李风就遇到这样的困惑，李风是今天刚刚坐飞机从澳门赶过来的，是吧，他现在是我们台驻澳门记者站的记者，欢迎李风。还请来了其他的客人，我想我们待会儿在谈话的过程中再一一和他们认识，先听听李风的情况，你是什么时候遇到这个情况的。

　　李风： 今年（2000年）6月份的时候，我在澳门，然后家里面我哥哥给我打的电话，当时打的时候已经说情况很不好，说我妈妈得了胃癌确诊了，当然我当时也很吃惊啊，就是当时也是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主持人： 实际情况是她并不知道是吧？

　　李风： 实际情况是她知道一点点，但是我哥跟她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大夫说了，您这个呀可能有癌变，但是呢我们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打开来看看，最后打开来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癌，如果不是当然好，如果是呢咱们给它解决了。

　　主持人： 那她相信吗，这么说？

　　李风： 她很信，而且她相信她不会得癌，因为她认为我一辈子都很乐观，我怎么会得癌呢？就这样，所以这样把她给送到肿瘤医院的时候她心里还挺美的，住在医院里头看着别人都是得癌症的，她还觉得哎，我还挺有优越感，而且别人当然也是说看她也很乐观，愿意跟她聊天，她就把学生送给她的水果呀送给别的病人，吃你们吃你们吃，我没问题。

　　主持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那就把这种情况延续下去得了，不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

　　李风： 她做手术之前我们只能告诉她可能是，但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你就必须要告诉她是还是不是，因为手术之后总要有一个判断，医生要拿去做病理化验分析，所以她自然有这样的想法，之后你就必须要面对她，你是告诉她还是不告诉她。

　　主持人： 这是让你困惑的一个问题。

　　李风： 当时比较费劲

　　主持人：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你刚才叙述的你的母亲，我们感觉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很快乐的一个人，把这个事情告诉她，她也应该可以接受，可以平静地接受，你是出于什么考虑，觉得张这个嘴那么难呢？

　　李风： 我想她再快乐，她今天既然得了这么重的病你告诉她肯定会对她情绪有影响，这是不用怀疑的事情，所以当时我还是想跟家里人一起商量的时候还是说，尽可能地还是往后拖一拖，能拖得久一点，拖得久一点。

　　主持人： 何开芳女士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吗？

　　何开芳： 是的是的。

　　主持人： 那是怎么个情况？

　　何开芳： 因为我当时查出来，其实是后来知道是肯定的，但是当时呢医生说也许是良性的，也许是恶性的，不一定。当时我就很急这个事情，我就问医生，说要送到上级医院化验，我这里化验不了，我说要多久，五天。过了五天我说，大夫我这个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他说，噢你那个报告还没来，后来呢，我就问我爱人，哎我说医生跟你讲了没有，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呀。他说嗯，嗯现在还不太清楚，后来我一听他们两个讲得很矛盾我心里直打鼓，知道是不太好，但是心里还是想最好是良性，那么等了一个礼拜没有消息我就急了，礼拜天护士办公室医生休息了，护士办公室看管比较松，晚上10点钟，我就偷偷地跑到那个护士办公室，我就找到我自己那个（病历）当时手忙脚乱又怕给人家看见，好象做小偷一样的，就把它翻开一看，哇一看上面写得非常清楚，恶性的，我一屁股坐在板凳上真的就站不起来了，突然第二个概念就是完蛋了，就这种想法。

　　主持人： 您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了，您再回过头来想觉得医生该不该告诉您呢？

　　何开芳： 我觉得呢告诉我还是会是比较好，自从看过这个病例之后，每天晚上就做恶梦，根本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是浙江人嘛杭州嘛，我们那里念阿弥陀佛的人非常多，很多很多封建迷信的那种宣传，那小时候看过很多，什么下十八层地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当时看过这个东西以后，哎呦，我根本连续三天不能睡，而且都是恶梦，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说，几个人把我举起来往油锅里扔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哎呀，我觉得啊思想极度的紧张，那么小时候受的这种潜意识的东西它就自然反应出来，还不是我真的去想它。

　　主持人： 我想这可能正是医生不愿意告诉您的根据。

　　何开芳： 是。

　　主持人： 如果医生告诉您，还不是您偷看，如果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可能连续一个月都梦见油锅了。

　　何开芳： 但是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面对的，因为后来我感觉到，我想来想去我是得不到一个结论的。我就跑到人民医院的图书馆里借一本《妇科大全》，我就来翻，我就专门看那一章，说根据统计，像我这种情况活得最长的有多少，当时翻到一个最长时间的，那个人活九年，哎呀我想，我如果我就是活了九年，我儿子大学还没毕业，真的是觉得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主持人： 您的意思是说，医生应该告诉您您的病情，同时给您讲一些科学的知识。

　　何开芳： 我希望这样子，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安排。

　　主持人： 您是说如果医院一直不把这个实情告诉你，就有可能让您错过处理这些重大事情的机会。

　　何开芳： 是，是，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我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以后，我还是想活的，我当时想，如果跳到油锅里面能够脱胎换骨，能够活过来，我也得跳，真的是这样子。

　　主持人： 是不是我们听听孙先生的情况，孙世荣先生的情况。

　　孙世荣： 我的事情是发生在96年，当时我是46岁，今年50岁，工作当时是非常非常的忙，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2点。

　　主持人： 您当时好像是一个领导是吧？

　　孙世荣： 服装厂的厂长。当时来讲就咳嗽，平常每年咳嗽的话吃两瓶甘草合剂准好，可是我那次吃了八瓶了，我就觉得，我就跟我爱人讲，我说这次看来有点问题了。晚上到医院一看，医生看我的眼光非常特殊，他说你明天来拍一个片子吧。后来我跟我爱人说，看来有点麻烦。第二天我说你把X光那个单子给我开好了，第二天跟X光室的摄像师说，你赶紧给我冲出来，我就找了一个我认识的大夫，大夫当时特别忙他就跟他对面的那个大夫说你帮他把这个片子看一下，后来我就跟他说您帮着把这个病人的片子看一下，我怕他不把实话告诉我。

　　主持人： 您撒了个谎说是帮别人看。

　　孙世荣： 对。哎呀，他说这个这么大的阴影，他说这个肯定是肿瘤，他说病人多大岁数？我说病人46岁，他说太可惜了点，我当时觉得我的心从这儿跑到这下面去了。哎呦，后来我就听他说，他说病人呢，我说我就是病人。大夫当时也挺那什么的，哎呀。我说你说吧，没关系，后来他说你恐怕得赶紧上医院看看去，他说这个不太好，虽然当时来讲是挺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嘴里的泡就半天之间就已经起来了，不能跟爱人说，跟谁都不能说，这件事情就只能我自己知道。也是三天的时间，哎呀这三天是太难熬了这三天，满嘴的大泡什么也不吃，每天就是喝水。当时上手术台的时候也就是跳河一闭眼吧，爱怎么着怎么着了反正是该井里死河里死不了，该河里死的井里死不了，面对现实这已经是这样了，我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手术就做完了，而且我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完了。

　　主持人： 我们现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那个医生偶然的让你知道，下面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孙世荣： 我不会重视，因为我当时身体特别好，我当时体重是175斤，我觉得我有充沛的精力去应付白天和晚上的工作，有些工作可以你安排，动脑就行，有些工作必须你亲自去做。

　　主持人： 也就是说还有可能耽误治疗是吧？

　　孙世荣： 我也不会去拿这件事当个事，正是他告诉了我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我不但是争分夺秒地去治疗，而且把工作和家里的事情全部都安排完了，就是万一从手术台下不来我也踏踏实实地面对现实吧。

　　主持人： 我们第四位客人邵滨鸿，大家都熟悉经常看她主持的《东方之子》，我爱人是最喜欢她的主持，每次电视出来的时候都说你应该向她学习，我说很难学，因为她是留洋回来的。我觉得你留洋的经历可能对你的处事方法什么的有帮助，因为你处理这样的事和他们也不太一样？

　　邵滨鸿： 我母亲今年（2000年）春天的时候，很长时间感冒，后来就咳血，咳血以后呢马上就到医院去检查，陪她去的是我一个亲戚，本人也是医生，查完了以后就跟他讲说情况很不好，怀疑是肺癌。

　　主持人： 这个话跟她说了是么？

　　邵滨鸿： 不是。给她检查的医生跟我的这个亲戚讲。

　　主持人： 你的母亲并不知道？

　　邵滨鸿： 母亲不知道，母亲她只是就是症状很严重，但是她还是觉得可能就是一般的感冒，或者是咳得太厉害了把血管崩破了，所以出血，出这个问题。那么当天这个亲戚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听我当时头都炸了，我干脆就没有想到，因为她平时身体非常好，可能跟所有朋友的心理状况很相似，就是不愿意把这个这么糟糕的消息告诉她，到底为什么那时候我都来不及想，就是本能的不愿意把这么坏的消息告诉她，我当时就想……

　　主持人： 但是你马上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怎么陪她去肿瘤医院看病？

　　邵滨鸿： 那个时候我真难那个时候，而且她本人呢又是一个心理学教授，她对所有这些事情实际上她都有她的一种判断，当时我们就做了什么……

　　主持人： 她是心理学教授，我觉得她应该能看出你的异常来了，我觉得。

　　邵滨鸿： 我可能是她的女儿，所以我这种锻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那时候所有正常工作一项都没有断，我只是说，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检查，这是个科学的态度，而且我们尽一切可能做全面地检查……

　　主持人： 但是检查完了以后，下一步就要住院治疗了，这怎么跟她说呢？

　　邵滨鸿： 那时候我们两个就好像互相之间，后来我才发现，我们两个人互相之间在这个隐藏这个事实的真相。她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事，她白天在家里在读《顾准全传》，但是我翻了她那个给她收拾床的时候，发现她枕头下面就是一个《癌病100问》，她已经买了这个书已经自己在研究，在对号入座。我也是到书店里偷偷买了一些书，偷着看也不让她知道，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事……

　　主持人： 现在算不算骗她，算不算瞒着她？

　　邵滨鸿： 我想那倒是，因为当时医院做出这个检查之后立即通知我说，已经安排了床位尽快手术。

　　主持人： 你就是在手术之前决定正式跟她谈的，我听说你选择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式，听起来像是一次春游到公园组织野炊。

　　邵滨鸿： 因为我知道所有关于她这个病的信息，所以我要做一个决定就是可能要告诉她，但是我特别犹豫，我也征求好多朋友的意见，我有一个哲学家的朋友就告诉我说，邵滨鸿你没有权利决定一个人的知情权，她应该知道关于她自己的问题的全部真实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下了一个决心，然后我把我弟弟妹妹全找到北京来，我们一起到天坛去，那天正好天坛天气也特别好，然后就在那儿打排球，在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地讲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这些想法和我们的一些困惑。

　　主持人： 在这个过程中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她了，你没想过她会更接受不了吗？因为和眼前看到的这个欢乐场面会形成极大的反差。

　　邵滨鸿： 嗯，可能还是彼此有一种很深的信任。

　　主持人： 听了这四位客人的叙述，现场的观众会和我一样有一肚子疑问，我们一定要把肿瘤专家，那些医生啊找来问个究竟，现在他来了，就坐在我旁边，来自北京肿瘤医院的顾晋先生，欢迎他。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全科的医学专家，顾媛女士，欢迎您。两位都是医学专家，顾晋先生处理这样的情况可能更多一些。

　　顾晋： 是。

　　主持人： 这有个什么原则没有？

　　顾晋： 这个是这样，因为呢在我们的医生都了解，医生有一个保护性的医疗制度，一般在国内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一般呢不直接跟病人把这个坏消息直接传递给他，像比如碰到这个孙老师这种这种病人比较坚强的，比较性格好一点的，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可能不能告诉你，直接说你这是什么什么病。

　　主持人： 您说的这个坚强怎么判断呢？就看病这一会儿。

　　顾晋： 因为病人吧，他的类型因为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很多人呢从他脸上的表情啊，他对问题回答的这种程度啊，还有他到底紧张不紧张，还是有一种还是可以判断的。

　　主持人： 大概是不是就这么个原则，自己走进来的就告诉他，家属扶进来的就不告诉他。

　　顾晋： 那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诊断得出诊断以前呢，这个病人我们刚才听了，这些讲吧，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病人和家属啊都在努力地去找自己的诊断真实的情况。

　　主持人： 我听说做这个节目之前顾媛女士刚好和一个美国人在一起，你也告诉他今天要来参加这个节目，要谈这样一个话题，他什么反应？

　　顾媛： 他笑他哈哈大笑。他说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告诉病人他的坏消息是你们医生的责任，也是病人的权利，如果没有人告诉他把这个难关交给他自己，他早晚要猜出来，他不是三天了可能要猜一个月，可能要紧张一个月，那就要垮台。

　　主持人： 那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医生不告诉他呢？

　　顾媛： 就是刚才顾医生讲的，我们有一个保护性医疗制度，这个医疗制度实际上50年代就有了。那么那个美国教授跟我讲他们58年、59年之前也是这样一个做法，也是不愿意直接告诉病人，医生要煞费苦心地去想，我怎么办，我可能告诉家属，但是从60年代以后逐渐的有很多社会运动。

　　主持人： 他们60年的节目就是讨论这个话题。

　　顾媛： 有很多社会运动，首先妇女要有自己决定能不能生育的权利，要决定人工流产自己有没有权利做人工流产的问题，然后接着就是癌症病人越来越多，于是大家讨论临终关怀的问题，那么死亡就变成一个正常的话题，作为公众研究的或者公众都要讨论的。人都要面对死亡，有生就有死，那么死亡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是医学的失败。当然我们不希望早死，但是如果面临一个危险可能早死的话，我想这个是命运给我安排的，那我就要坦然地面对它。而且人生里面酸甜苦辣咸都要尝到，如果我面临一个死亡的威胁，我能够体验它，我能够在别人、医生和家属的帮助下讨论它和坦然地渡过这个关，那我人生就更丰富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类的进步或者价值观的进步，那我们国家的所谓保护性医疗制度它的内容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发展，要有一些变化，不可能老是原来那样。

　　主持人： 所以我觉得刚才顾先生谈的时候好像有这个有难言之隐，比如说看他坚强不坚强这个东西很难判断，实际操作起来会很难。

　　顾晋： 因为现在面对病人，那一个坏消息如果直接告诉他的话，那么他可能出现很多反应，因为我们国家呢对医学知识的普及呀可能还有一定的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所以这样呢，大家一说谈癌色变，一说癌就觉得就是死亡，所以呢如果说你把一个死亡的消息在一个人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去告诉他的话，你是对他的一种伤害，因此呢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比如我们告诉病人呢，都不是完全告诉他你是一个癌，或者你是一个晚期或者怎么样，就是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也可以跟他说这个，比如说避重就轻啊，说你这个还是有问题，但是呢恐怕你只要积极治疗我们还是有办法的，要相信科学。

　　主持人： 问题是这一套长久地用下去大家基本就明白了，以后一遇到医生这样说可能就知道了。

　　顾晋： 那么他知道以后他要想很多问题，我今后怎么样，家属也要问我们一个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还能活多长时间，那么这个潜台词里面到底我们需要怎么安排这段，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一个重要的，对于病人来说还是应该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他。

　　主持人： 如果要这样的话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您可以告诉这个病人，但是他的家属会不干的。

　　顾晋： 我们一般不会在家属不同意的情况下告诉他我们一般，而且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不直接告诉病人，我们都希望通过跟病人家属，把病人病情讲清楚以后，而且也是根据病人，的比如说文化程度啦，精神的类型啦，他的自己的经历啦。很多人就是不太识字，我遇到一些病人说你就吃这个药吧，这药对你身体有好处，实际上就是化疗药，但是不是很重的化疗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主持人： 那他会说，大夫我吃完这个药怎么那么难受，你怎么解释？

　　顾晋： 比如说你说吃，这个药难受，这个药对你这病呢有好处，任何药如果一点反应没有那可能对病就没好处了。

　　主持人： 咱们到此为止吧，别传授了，要不以后一点用都没有了。刚才你们二位谈到了死亡观的教育，我觉得我很感兴趣，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我们现场有一个反面典型就是何女士，她这个死亡观的教育小时候可能作的就不好，老想着什么油锅呀什么小鬼呀，您以前有过这方面的教育吗？

　　何开芳： 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是那样的嘛就是盛行那种东西。

　　主持人： 放油锅里还不是最惨的呢。您觉得生死观的教育是不是应该从小就做起，随着学其它文化知识就一起学来。

　　何开芳： 是，我觉得最好是这样。

　　主持人： 李风咱们小时候是怎么受的这个教育？

　　李风： 我好像从来没有记得过讲生死观的时候讲的这么平静，基本都在讲英雄，黄继光或者董存瑞，董存瑞举炸药包的时候他什么心情，而且分析的时候也是从革命英雄主义分析。

　　主持人： 我记得有一段好像说的很清楚，就是有的人重于泰山，有的人轻于鸿毛。被癌症吓死的人就轻于鸿毛，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反正咱们受的很少这方面的教育。

　　李风： 我母亲做了一辈子老师，她一直是不懈地努力啊，想把学生教成国家栋梁，但是她自己都没有想过这个生死的问题，也可能老人家她实际上想过，但是很模糊，因为她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一代或者再往前就像您说的没有这种教育和探讨，那么她用什么方法来思考死呢，她没有这种思维的方法，她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去想这个问题。

　　主持人： 我刚才听孙先生的叙述好像您在这方面比较成熟，因为连工厂也布置好了。

　　孙世荣： 谈不上成熟，只能是面对现实。

　　主持人： 您为什么可以那么从容呢？

　　孙世荣： 承认它也好不承认它也好，它都客观摆在你面前了，当然那时候我也彷徨过我也害怕过，当时开始吓得要死，我当时是摸了摸马克思的鼻子，要当时抱住马克思呢那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主持人： 不过我觉得呀，我觉得可能我们过去不公开谈论这个话题，就是怎么去面对死亡，其实就是今天谈我觉得压力也挺大，大家能感觉出来今天《实话实说》和以往不一样是吧，气氛显得凝重。

　　邵滨鸿： 那你最有体会了因为你主持这么多《实话实说》。

　　主持人： 我现在心都到这儿。

　　邵滨鸿： 我倒觉得今天这个现场还是挺自然的，起码我听几位嘉宾都经历了这么大的这种人生波折，但是说起来都那么自然。我是想可能我们公开谈论生死的问题不是很多，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想到死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只是有时候不太愿意去对别人去公开讲，我记得我好像上小学的时候就每当特别特别高兴的时候，觉得特别幸福的时候，一下子想到，哎呀我将来还要死啊，我死了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了，这个世界无穷无尽地在发展，还有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好事我都不知道了，那时候紧张的我就不得了不得了，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母亲……

　　主持人： 我七岁的时候，也是因为经常想到死整宿整宿地哭。

　　邵滨鸿： 那你太脆弱了，没想到你是这么脆弱的人，我当时没有，倒是没有哭，但是觉得特别恐怖，觉得特别的特别焦虑，特别着急，有的时候就浑身一场汗。

　　主持人： 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

　　邵滨鸿： 就是，所以没有你这样洒脱嘛，我就问到我母亲，我说妈妈，是不是人一定要死了？死了怎么办呢？我就觉得特别痛苦，她说人是要死的，这就是一个现实，人生就是一次，和那个天地悠悠的大时空去比它就是短暂的，太短了，问题就是说，怎么把短暂的时间过好。

　　主持人： 现在我们听现场观众的，想听听你们就这个事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谈谈自己的经历

　　观众1： 我呀也是一个癌症患者，就拿我来说吧，在97年就给我写成了胰腺CA（cancer癌症）我是个医盲啊，我不知道CA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曾经得过胰腺炎，我（以为）炎字写歪了，是吧，炎么炎是两个火，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拿着给大夫看，大夫当时来一句，你找家属来吧，因为我也就跟何女士一样觉得我不会得癌症，我觉得我身体特别棒，癌症不会找到我，我们家从历史上也没有得癌的，但是后来就感觉医生有哪个没告诉我就好了，医生没有告诉我做手术的成功率只有10％，我想当时医生要告诉我的话，我可能也就不做了，因为我觉得九死一生，典型的九死一生，我肯定是那九个里面的，我就不会做了，这个呢我觉得医生瞒的也对，没有告诉我，但是医生这个胰腺CA没有告诉我，就耽误了我一年的时间。

　　主持人： 我现在通过您的谈话，我就知道这医生是真难当。

　　顾晋： 因为医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告诉好消息大家都愿意，有好消息大家都迫不急待要告诉，所以说大赛颁奖的时候都请个嘉宾来宣布最好的消息，这谁都愿意听。

　　主持人： 还有哪位？

　　观众2： 首先我觉得我是年轻人，当然没有在座的长辈那么多经历，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得癌症的话，我希望周围人告诉我，因为我不希望周围人帮我分担这份痛苦。

　　主持人： 你希望医生告诉你吗？

　　观众2： 当然希望了，我只希望呢，首先我的家长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肯定要帮我分担这份痛苦，我只希望他们不再痛苦，然后把这份痛苦，反正我估计得癌症就九死一生，我也是属于那九个里头的，反正死了，何必让那么多人痛苦，自己干脆把这份痛苦承担过来。

　　主持人： 这个算你的生死观吗？

　　观众2： 这个不算生死关，但是我也没有经历过生死关，所以说今天……

　　主持人： 我说的是观念的观，不是鬼门关的关。

　　观众2：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的经历可能和在座的经历不一样，因为我并不是在病人身体上，我可能完全是精神上的动力。

　　主持人： 你会不会站在这儿站的倍儿直侃侃而谈，如果真事到临头了，你马上就瘫软在地上了。

　　观众2： 这倒不会，我觉得一个医生如果告诉我说你得癌症了，当时我可能有一点犯软，犯软是肯定，因为死对什么人来说不管他怎么坚强，死永远可以说对人是一个脆弱的打击，甭管他是多么坚强的人。

　　主持人： 他的话提醒我们，在快乐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也应该做好迎接最大困难挑战的准备，心理准备。

　　观众2： 在座所有人，可以说都教了我不少的东西，尤其是对生死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从现在开始我应该珍惜的生命每一天。

　　主持人： 顾女士，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把这个事说的似是而非呀它就没有办法操作，比如说，要因人而异针对不同情况，这样我觉得医生不管告诉不告诉或者怎么样告诉，将来都会有个借口。

　　顾媛： 借口是什么？

　　主持人： 借口就是，比如说他太坚强，说他太乐观，或者说他不坚强，说他不乐观。

　　顾媛： 反正我们觉得，一般情况下，因为这个知情同意权现在已经变成很广泛，大家都接受的权利，所以如果医生真是要打算隐瞒到底那很可能最后要冲突这个权利，最后要承担法律责任，那就不太好。那么所以我想这个规范可以定出来，你要告诉，至于说什么时候告诉，告诉到什么程度，由谁来告诉，这个事情医生之间……

　　主持人： 我们把要告诉当做前提，然后怎么告诉再当做具体的规范。

　　顾媛： 对。

　　观众3： 我也是一个癌病患者，现在已经5年了，是95年5月份动的手术，我首先肯定一个前提，知情权，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我这个得癌症这个问题是我自己知道的，因为我是个军人，我到301（医院）检查做钡灌肠造影，检查主任紧着摇头我，就问这个医生我说医生，主任我有问题吗？他说你有点问题，就像刚才这个医生讲的，讲的很策略，你有点儿问题。我说问题大吗？他说也可能大一点，也不算什么问题，说个活络话。

　　主持人： 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确定，我都会了。

　　观众3： 过几天我拿病例的时候，我没有，他分病历到分诊处，我没有到分诊处，拿了病例以后我就到灯光下一看，右侧升结肠癌伴不完全梗阻，当时我脑袋上一片空白，两个字完了，后来我一想呢，人生自古谁无死，都有死嘛，有生就有死嘛，我说那我就去，我是挺爽快的一个人。到医生那儿了，医生还瞒着我呢，哎，那个首长你还需要再做一个那个肠镜的检查，我说那不已经确诊了吗？不已经是癌症了吗？他说你看了，我说我看了。那你还行嘛？我说不行又能怎么办？我当时就这样，不行怎么办？面对现实。所以说，根据我个人经历，大部分都有知识的，告诉他本人让他本人做好那几件事情。我们国家进步，社会在进步嘛，告诉他。但是说个别我也遇到，两个病号，一个病号做化疗，他不做，我不是癌症干嘛要做化疗，我不做。后来只好告诉他，你是癌症，要做化疗，不做化疗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这位医生讲的我很同意，郊区的一个，延安的一个农民，当时我还没做手术，刚住院，就告诉他胃里边有一个东西给你拿掉了，实际上他的胃五分之四切除了，他特别高兴，那天晚上给他一碗鸡蛋汤都喝了，五分之四（胃）切掉，一喝鸡蛋汤那一晚上都没有睡着，我是因为肠子堵住没睡着，我们俩那一晚没睡着，那个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对这样的病人我觉得呢，医生婉转一点告诉他，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呢是个含蓄的很内向的民族，那两个情侣几十年不见见面了，可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外国人就不这样，过去就拥抱了。

　　观众4： 您好，我觉得对于那个早期的癌症患者应当直接告诉他，但对于晚期的要因人而异，对坚强者坦言相告是美丽的，但对脆弱者善意的隐瞒同样也不是坏事。

　　主持人： 我觉得是这样小伙子，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出黑板报还可以，具体用来操作很难呀，这得分多少类多少型。

　　观众4： 如果是脆弱者的话，特别是已经晚期的，作为家属的话就一定不能够延误治疗的时间，一个要马上给他治疗，同时要给他加倍的关爱，即使最后治不了了也给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幸福地美满地安详地走完他的一生，我觉得最好。

　　主持人： 我现在担心这段话有副作用，以后大家到医院，医生告诉我那我这是早期的，如果医生瞒着我这可能是晚期的，有一个小伙子说过。

　　观众5： 我觉得如果病人是成年人的话，是不应该通过家属而应当告诉他本人，因为将来如果通过家属，如果从不好的一面讲呢它是有道德风险的，因为家属对病人的生存与死亡是有利害关系的。

　　主持人： 你是说在处理财产？

　　观众5： 对财产或者其他方面是有利害关系的。

　　主持人： 我们说坏消息这个词说的太多，大家的心情多少有点儿压抑，我有一个提议，把节目最后的这点儿时间拿出来交给我们乐队，让乐队弹奏一首优美的乐曲，听完以后咱们高高兴兴地回家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