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刘继兵：北京和平里社区矫正对象

　　李 俊：（化名）上海闸北区社区矫正对象

　　张 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副主任

　　特别观众：

　　郝福杰：和平里司法所所长

　　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实话实说》，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先来做一个调查，我希望看了这个调查题目，大家不要吓一跳，请我的同事丁洪亮协助我，和现场的朋友一起来做这个调查。

　　丁洪亮：如果现在在您的隔壁，住的是服刑的犯人，你会怎么想？

　　主持人：这位女士。

　　观众：如果我的隔壁住着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我会感觉无所谓，我不歧视他的家属，我会正确理解这个问题。

　　丁洪亮：好，谢谢。这是一种感受。

　　主持人：我想听听小朋友怎么说。

　　丁洪亮：来，你说说你的感受。

　　观众：我觉得也无所谓，因为如果他还有野心，公安局绝对不会把他放出来的。

　　丁洪亮：哦，是这样，好的，谢谢你，请坐。

　　主持人：他已经没野心了，所以才放出来。

　　观众：我觉得也有条件的，要是那些惯偷之类的，放在我身边我就害怕，经常有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丁洪亮：提心吊胆的感觉。好，您请坐。

　　主持人：还有没有不一样的？

　　观众：我首先觉得心里肯定要犯嘀咕，你想平常自己周围都是挺安静的，忽然间住着那么一个人，肯定是心里不踏实的那样的感觉。

　　主持人：不踏实，很正常，非常正常。好，您坐。同意这位先生的说法都举手，觉得不踏实的，我看有多少位？17位。那你们一定非常想知道，我身边坐的三位嘉宾来自哪里，我首先为大家介绍李俊先生，就是坐在毛玻璃后面的这位先生，他现在就是在社区里的矫正对象。

　　主持人：刘继兵先生。我身边这位先生叫张昱，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副主任。在我们进行下面的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个短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社区矫正”？

　　大屏幕：从去年7月份开始，北京、天津、上海等六个省市，就已经开始将一些罪犯送回到家中，这种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我们叫它为“社区矫正”，也就是积极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是经过监管、改造，的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在社区当中进行有针对性地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

　　主持人：我们先从李俊开始，先告诉大家不想让各位认识你，或者不想从电视上让大家都看到你的真实理由是什么？

　　李俊：让大家看到以后，我面对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孩子，他不太好做人。

　　主持人：孩子多大了？

　　李俊：孩子16岁了。

　　主持人：也就是说，青春期的孩子很敏感，自尊心很强，同伴关系也比较敏感。

　　李俊：因为他曾经在我服刑期间，被他们的同学歧视，他含着眼泪跟他奶奶说，爸爸坐牢对他打击太大。因此如果说，在屏幕上再让儿子看到这个场面，儿子的同学再看到这个场面，对他很不利。

　　主持人：但是儿子支不支持你，今天用声音和你的经历跟大家交流？

　　李俊：今天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这个节目，儿子是知道，但是儿子看到我出来以后，有勇气重新站起来，他也很支持我。那么作为我，应该讲在他的这个年龄阶段，不能让他在心理上再有更大的伤害。

　　主持人：好，多谢李俊先生，然后刘继兵先生呢，也可以简单跟我们说说看，你今天面对大家，为什么不愿意要遮挡板？

　　刘继兵：我想让大家都认识我，因为我回来这么长时间，很少有人认识我是谁，或者我是干嘛的，你说这些人都认识我，对我是一种约束。

　　主持人：你是这么想的。可是你不怕你的爱人跟孩子，被其他的熟人回避？

　　刘继兵：这么说吧，因为我的孩子比较小，今年才五岁，所以他在这个年龄，对这个问题不敏感，我的妻子也无所谓这事儿。

　　主持人：在你回来以后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想起过被害人？

　　刘继兵：其实从我内心来讲，对受害人及他的家属，包括他的兄弟姐妹、父母，都有一种愧疚的感觉。总想找个机会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可是我知道这句“对不起”，不能挽救他的孩子的生命，可是毕竟那是现实，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我只能用我心里的，说一句对他们对不起的话，好像太肤浅了。

　　主持人：就是表达不了你内心的愧疚。

　　刘继兵：对，表达不了。

　　主持人：两人虽然想法不一样，但是可能面对今天现实生活的困境，做出的努力都是一样的。跟大家见面之前，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老百姓，咱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他们说出来的话，跟各位心里有的时候想的是一样的，但是当面对面，面对李俊和刘继兵的时候，我想各位可能有的时候不太好意思，直接说一些你内心真实的想法，那我们听听看我们的随机采访，这些观众是怎么讲的。你们两个也要做好思想准备。

　　大屏幕：

　　观众：我肯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那肯定，然后觉得在这个社会里肯定不会安全。

　　观众：就是说生活上无保障了，或者说思想改造不好了，就产生这些“电阻”危害我们。

　　观众：还是比较担心他出来之后，对我们的治安、人身安全，会造成影响，还是有这个担心。

　　观众：心里好像觉得还很紧张的意思。

　　观众：小孩啊，最担心孩子了。

　　观众：担心程度就更高了，觉得好像这样就没有保证。

　　观众：如果把他放到社区里面，他会不会再重复犯罪。

　　观众：用这种方式教育他们，能不能给社区、治安、各方面环境造成影响。

　　观众：会不会有的人在里面钻空子，明明不够回家的条件把他安排回家。

　　观众：关了三、五年放出来了，是不是又到处犯罪，是不是对他有点儿宽容。

　　观众：那以后犯罪的人肯定会更多的，他会觉得没有什么，犯罪之后也不会关监狱、也不会判刑，只是送到一个社区里，大家都可以随心所欲了。

　　观众：我就觉得这些人都该严惩，不应该把他放在外面。

　　观众：作为一个受害人，那还是有担心的，如果是我，我觉得心里肯定会有那个担心，负担会很重的，毕竟是有阴影嘛。到时候他出来了，天天还见着他，我觉得还是挺害怕的。

　　主持人：你们觉得他们是不是在实话实说？是啊，大致认可。问题很多，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我觉得在采访中间，我们的记者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社区里会不会重新犯罪？对我们的治安、人身安全会不会造成影响？能不能让李俊和刘继兵先谈谈，听到这样的疑问以后的想法。

　　刘继兵：这个想法很简单，因为大多数人没有真正理解犯罪以后的心理，但是有些人可能还会继续去危害社会，当然这是极个别的，大部分的罪犯，他自身也愿意回到小区。

　　主持人：李俊，你呢？

　　李俊：当时我从新疆服刑的时候，曾经想到过，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摆在面前，出来以后要生存，一个是走正路，一个是走重操旧业的邪路。当时我回来以后，我拿着自己的刑事证明，带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点行囊，跑到自己家里以后，我家里人，就是我母亲，讲你这次回来以后，就别在家里住了，你找自己的家，我说我家已经没了。在服刑期间，妻子跟我提出了离婚，她的要求就是房子给她。当时的房子是属于我个人财产。房子给她，家里的一切都给她，连孩子也给她了，甚至于把孩子都改了姓、换了名。要求我的儿子不跟我的家人来往。这个时候，我的刺激性很大。正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是社区矫正办公室的一个社工，叫陈老师，当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的的确确帮我解决很多很多问题，从户口落市、调档案、找儿子、解决生活问题，等等一系列。

　　主持人：陈老师帮做的让你最感激的事情是什么？

　　李俊：最感激的事情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300块钱。他说是他个人暂时垫出来，然后打报告到区政府，要求给我的补助。因为我户口没有入，就不能享受补助的条件。他出现在我面前，办了很多实事，户口落下了，而且他又把我儿子找到。纯粹是像当朋友，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聊。他对我就是除了温暖还是温暖，除了关心还是关心，所以说我非常感激他。

　　主持人：那时候你跟你儿子多少年没见面了？

　　李俊：跟儿子大概11年没见面了。

　　主持人：11年没见？那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长得很高了吧？

　　李俊：他长得比我还高了，看了他以后，我儿子当时跟我讲一句话，对我触动也很大。他给了我这样一句话，他说爸爸，我现在只想给你讲这样一句话，在我周围的同学当中，很多同学都有父母的关心，我是缺少父亲的，十多年下来，我多么需要你给我的帮助，你没有。我很难过。

　　主持人：明白了，我觉得儿子对你太重要了。张老师从您工作的角度来看，在小区里面，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面，对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非常正常？

　　张昱：对，这应该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主持人：像社区矫正对象的人数是不是在以后的几年里会逐渐增加？

　　张昱：从这个问题讲，首先得看一看，社区矫正的兴盛大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兴盛起来，从人类刑罚的发展过程来看，人类刑罚，刑事的“刑”，惩罚的“罚”，它的发展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最初的时候，是生命刑和肉刑，就是肢体摧残，

　　主持人：偷东西要剁手啊，伤害人要隐秘赔偿啊。

　　张昱：就是基于同态复仇的原则。第二个阶段就是监禁型，就是在监狱里面服刑，当时在这个中间是作为主导的刑罚种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区矫正慢慢发展，到现在来看，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矫正已经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刑罚的执行方式。这里面有一些数据可以证明，比如说加拿大，2000年在使用社区矫正的犯人占到总犯人的79%点多，澳大利亚好像也是75%点多，美国是70%多。我们国家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现在做的社区矫正的内容，在解放之后就已经有了。现在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五类：一类是缓刑、一类是假释、一类是暂予监外执行、还有一类是剥权的、还有一类是管制，那么这五类。这五类在我们建国之后，这种人在我们社区里就有，但是我们控制得非常严格。比如说假释，在我们国家这些年占不到2%，就是假释出来的。缓刑大概是10%左右，非常有限，所以大家可能感觉不到。所以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我想社区矫正的实用率会慢慢提高，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主持人：好多谢。

　　主持人：在我们刚才看到的采访中间，大家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担心，她说对犯罪就应该严惩，如果不用去监狱，那犯罪的人可能会更多，这不是宽容犯罪吗？还有人可能觉得，重重地惩罚解恨。是吧，你看，我一说，他们都点头。

　　张昱：惩罚可能相对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可能会有这种心态。在我们的观念中间，你犯罪了，就要把你关到监狱里，重重地给予你惩罚。惩罚也是一个目的，就是让他改变过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这是惩罚的一个目的之一。另外一个方面，他同时伴随着社会的人际交往、社会资源缺失以及声望、地位等等相应地下降，上面这都是惩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是说把他放在社区里就是宽容犯罪。

　　主持人：也就是说在你们专业人士看来，就是严惩不一定有好的效果，你们希望用一种更人性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社区矫正，那您为什么觉得跟宽容犯罪不矛盾呢？

　　张昱：我认为它不是宽容犯罪，因为在对待罪犯这一点来讲，并不是所有的对象都放在社区，而是对那些相对轻微一点的，还有一点是即使是重，但是经过在监狱改造之后，他认为可以改造好了，对社会不再形成危害的，这类人是在社区里矫正。

　　主持人：主要是原来咱们身边不说这个事儿，现在有了，心里可能有点儿不适应。这是一个。还有我觉得有前提条件的，必须有管理能力，同时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正常生活是安全的，他才接受这样的人。

　　张昱：实际上社区矫正，从它的目的来讲，它本身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稳定。

　　主持人：所以稳定是第一位。安全是第一位。

　　张昱：社会稳定的同时肯定是工作安全。

　　主持人：这两个问题可能是前面谈得比较激烈的问题，在采访中间，但是我知道下面你们心里有你自己想提的问题，谁先说？

　　观众：我觉得他去社区由谁去管他？怎么把他管好？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是谁去管？怎么把他管好？

　　刘继兵：这样吧，我请我们社区司法所的所长讲吧。

　　主持人：你的意思是她管着你，是吧？就直接把她找来让她回答。所长您贵姓？

　　郝福杰：我姓郝。

　　主持人，郝所长，做什么事儿都不能说她做得不好。

　　郝福杰：我的姓比较好。

　　主持人：您负责社区矫正办公室的工作？

　　郝福杰：对，我是我们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的主任。

　　主持人：他是您的工作对象？

　　郝福杰：我们现在也应该叫我们社区的居民。是我们在社区的服刑人员。北京市是从2003年7月1日开始实施社区矫正，在实施以前北京市有一个文件，文件里规定做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由司法行政部门具体实施，社会各部门相互配合来做好这项工作。所谓的司法行政部门，像北京市就是北京市司法局。我们办事处就是街道，我们叫和平里街道司法所。

　　主持人：那具体的工作人员？

　　郝福杰：具体的工作人员就是司法助理员，还有监狱警察，这属于咱们俗称的“专业人员”，还有一部分居住在我们社区的，比方说有刑罚经验的、公检法退休的、还有一部分律师、有一部分心理学家，还有一部分热心于咱们这项工作的一些人，这样我们叫“社区矫正志愿者”。像我们社区选择志愿者，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社区矫正的“新生艺术团”，就是在文艺方面有才能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智囊团”，就是对刑罚社区矫正工作有一定的理论知识。比如说我们新生艺术团的名誉团长就是著名演员冯远征和梁丹妮夫妇。

　　主持人：冯远征演的是坏人吧？

　　郝福杰：他应该说演过坏人，这是实事求是，但是这个人的人品非常好。

　　主持人：是，我跟您开玩笑。他来过我们《实话实说》。

　　郝福杰：他在生活当中绝对是个好人，而且是个特别热心的人。

　　丁洪亮：都在说谁在管，但是到底怎么管呢？

　　郝福杰：怎么管，当然首先你要清楚，社区矫正是一个什么问题，社区矫正它的性质就是刑罚的执行活动，如果要是刑罚的执行活动肯定有一个严肃性和强制性。

　　主持人：他们有没有天天去报到的管理方式？

　　郝福杰：有，因为有强制性嘛，他们每周要向我们社区矫正办公室汇报他的生活学习情况，每周要汇报一次，一周一次。另外还有一个硬性规定，每月有一个书面的思想汇报，必须得写，而且还有他必须定期接受我们安排的公益劳动。

　　主持人：做过什么，比如说？

　　刘继兵：比如说到敬老院，帮一些老人，他们做不了的我们帮他们去做。

　　主持人：小区里有什么义务劳动吗？

　　刘继兵：小区里面几乎每周得有三四天，就是帮着清洁楼道，帮助老弱病残，比如说不能动的，理理发，像这些社区里面的义务劳动。

　　主持人：明白了。不一样的问题有没有？

　　观众：问一下他们的基本生活费怎么解决？因为出来走到社会上毕竟牵扯这些问题。

　　主持人：对，也是他们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怎么去生存。

　　刘俊：我的基本生活费，当我回来以后，户口没有落实以前是没有生活费，一旦户口落实以后，在我们地区的社区矫正里面，每个月基本低保加起来是四百块钱。如果没有找到工作就享受这个低保。

　　主持人：你每个月领取低保之外，你自己有没有找到工作？

　　刘俊：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主持人：那你现在做什么？

　　刘俊：我现在就是帮我以前的同学干点儿零活，在他们那里吃，他给我点儿生活费。这不算正常找到工作，但我找到工作以后，我自己会。

　　主持人：所以你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找工作。

　　刘俊：就是找工作。

　　主持人：你这儿呢，跟他一样吗？

　　刘继兵：在北京是290块钱。

　　主持人：290元，那你还要养活你女儿？

　　刘继兵：不，因为我们这个家庭比较特殊，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没有工作，再加上一个五岁的孩子，政府就给我们三个人都是290，我女儿可能这次加了27块钱。

　　主持人：那女儿是三百多元。三个人在北京生活一千多块钱，你这个比例怎么分，大部分花在哪儿？

　　刘继兵：大部分都花在我女儿身上，一个是学习的费用，还一个就是托儿的费用。

　　主持人：托儿所。

　　刘继兵：再一个就是每天买的学习用品这些东西，主要用于她。

　　主持人：你跟你爱人就能省就省了。

　　刘继兵：我们主要省在哪了，因为我跟我父母住在一块儿，等于说是全吃我父母的了。

　　主持人：伙食费也不交？

　　刘继兵：房租、伙食都不用交。

　　主持人：都不用交，你父母还是挺好的，挺不容易的。

　　刘继兵：我的家庭还是挺和睦的家庭，其实我们生活是挺艰苦的，但是我感觉挺幸福的，虽然说没有天天大吃大喝，但是特别平凡有说不出来那种感觉，一种什么呀，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主持人：你用了“幸福”的词儿，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你自己现在是不是也特别想找工作，给家里多一点儿经济来源。

　　刘继兵：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年龄段比较大，45岁，一般是应该退休了。

　　主持人：45岁退休，没了解。

　　刘继兵：所以说工作很难找了，说实在的。

　　主持人：你自己想做什么工作？

　　刘继兵：我以前干过个体，卖个小商品啊、服装啊这一类，可是这东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的。

　　主持人：自己有没有什么专业技能？

　　刘继兵：所以这是最麻烦的一块儿。

　　主持人：还有什么问题，问得非常好，都非常具体。小朋友先来。

　　观众：我想问的是，他并没有每天起床、吃饭，晚上睡觉，都没管着，可是也没看着他。假如说不像这位叔叔说他很幸福，假如他没钱，假如说在社区里看到有机会，看到有人把钱包不小心掉了什么的，他万一有机会拣着了，没有天天盯着他，他也不向管理人员汇报，那不就糟糕了吗？

　　主持人：听明白了。比如说有一个矫正对象和非矫正对象，如果两个人同时都顺手牵羊拿了个东西，这个结果会有什么不一样？

　　张昱：那么就是说被矫正对象他的结果可能更惨一点。

　　主持人：更严重。

　　张昱：也就是受监，或者说处罚他更厉害一点。非矫正对象就是一个正常公民了，他如果拿了，按照它本来的价值，定他什么性质或者什么罪，被矫正对象他再拿等于重新犯罪。

　　主持人：加重是吧？

　　张昱：最起码你保外就医的就得受监，他不会花这个代价，还有假释的也得受监。

　　主持人：又得回去。

　　张昱：还得回去重新服刑，他没有这个必要做这个事情。

　　主持人：给他放出来干嘛是吗？这个问题回到节目开头了，我还得从头说起。

　　张昱：我来说好了。

　　主持人：张教授愿意回答你这个高难度问题。

　　张昱：这个小朋友说的真是实话实说。管人吗，管啊，我感觉有两个方面的管。一个是管身，一个是管心。管身体现在国外也有一些方式，比如说他有一种社区监禁，用非常先进的手段。

　　主持人：仪器。

　　张昱：手段。比如说给你带个电子手镯，然后规定你的活动范围，比如说就是这个社区，你走出这个社区，电子手镯就报警。但是我们觉得管身体，仅仅管住身体没用的。他的钱包掉到地下。你发现他不拣才行，这是真的到位。

　　主持人：管住他的心。

　　张昱：要管住他的心，你不用24小时管他的身体，他走到哪里你都放心。

　　主持人：明白了。

　　观众：我就说刚才这两位同志说都没有工作，我就不明白他有活动范围，没工作？

　　刘继兵：其实是有限制的，就是不能离开自己的社区。这是一个范围限制。

　　主持人：那你今天到这来了呢？

　　刘继兵：这是例外的。比如说到别的区域去，得向上级汇报，如果出北京市，还得经过公安部的一个批准。

　　观众：那这样我明白了。

　　主持人：明白了。

　　观众：我想问一下张教授，矫正期是不是他这个刑期的延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社区矫正这项措施，是不是可以说从西方引进到我们国家来的，实行了这么一段时间以来，从成效上看是不是效果比较好？

　　张昱：矫正期和服刑期现在来看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刑满释放之后，比如说在我们有些城市里面，会继续用社工跟踪他一段时间，就是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转变过来了。然后在刑释解教之后，是不是还存在一些什么问题，需要我来继续帮助的，他会有个继续的跟踪期。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效果的问题。据我看到的数据，大概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重犯率大概是11%左右，但是有一个城市对试点区进行社区矫正之后的重犯率统计，是百分之零点几不到百分之一。

　　主持人：降低重犯率。好，多谢。我们下面看一下网络上的问题。

　　丁洪亮：网上有朋友说出来了，我们应不应该知道谁是正在我们社区做矫正服刑的犯人？

　　主持人：赞同在社区公开谁是矫正对象的朋友请举手。

　　主持人：您说，这位先生。

　　观众：我觉得如果公开，心理上有一些对我来说，有一些对矫正人员有一些防备。

　　主持人：就是防着刘继兵点儿。

　　观众：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想法吧。

　　主持人：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刚才举手的有其他意思？

　　观众：我希望自己能够了解他，了解他的过去。

　　主持人：为什么你要了解他的过去？

　　观众：我觉得能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许能够帮助到他。

　　主持人：要帮助他，所以想了解他的过去。那我们听一下李俊和刘继兵的看法。

　　刘继兵：我是赞同告知的。

　　主持人：告知，就是你一回到这家，然后居委会把大家伙儿都召集起来开个会，告诉他们谁回来了。是这意思吗？

　　刘继兵：对。

　　主持人：李俊，你呢？

　　李俊：我是赞成最好是不要公开。如果一旦公开以后，对我的社会亲情关系，可能有点儿接受不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公开同样能够受到社会的监督，社会的帮助也好，一样能够起到重新站起来的效果。

　　主持人：公开与不公开，张教授您的看法？

　　张昱：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为什么要公开，为什么不公开，公开之后和不公开它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也就是判断这两者它的标准是什么。在我看来首先一个，判断这两者的标准就是有利于我们的矫正对象回归社会。所以我现在的基本看法，我个人认为应该尊重我们矫正对象的个人意愿。如果他愿意公开，就公开，就像你们现在做的一样，你看两位，一位愿意公开，一位不愿意公开。

　　主持人：是。

　　张昱：我觉得应该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最了解自身的具体情况，公开之后会给自己造成什么影响。不公开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

　　主持人：好，谢谢。你网上还有问题吗？

　　丁洪亮：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他们问两位李先生和刘先生。就是说如果在社区矫正服刑的犯人，遇到了原来受害者的家属，这种情况发生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主持人：他们住一个小区吗？

　　刘继兵：虽说没住在一块儿，但是我和以前受害者的家属见过面。就是无意中的。她一看，说你回来了。我说啊。

　　主持人：你们这么平静就见面了？

　　刘继兵：不是，是很突然的，擦肩而过。她一看，是不是小二回来了？我说是啊。我管她叫姐姐，受害人的姐姐。她说现在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就是挺平和的，没有什么你是我们家的仇人，那种感觉没有。

　　主持人：你是不是觉得挺意外的？不意外吗？

　　刘继兵：挺惊讶。

　　主持人：很惊讶。

　　刘继兵：我觉得不应该是这种场面，而且她不可能那么平静对待这种东西，说明她挺有理智的。当时我挺惊讶，没想到她能这么对待我。

　　主持人：这是刘继兵的个人经历。郝所长您在工作中间有没有碰到受害人和矫正对象就正好住在一个楼里或者一个小区里？

　　郝福杰：这个还真有，我给大家讲一个实例，就是我们社区的。他们是住上下楼，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家属，是一个施暴者和受害人，楼上是个受害人，楼下是个施暴者，就是因为噪音的问题双方产生纠纷，然后打起来了，楼上的受伤了，然后楼下的被判缓刑，回到社区来矫正。因为住楼上楼下。

　　主持人：还得天天见面。

　　郝福杰：天天还要见面，楼上的找过我三次。他就觉得咱们国家的法律在这个问题上太软弱，根本就没起到惩戒的作用。他的意见特别特别大，到处告，说他只要现在不进监狱一天，我就死不瞑目。所以他就到处找，这个工作做起来也确实挺难。我怎么跟他解释，他都不相信。后来我就想出一招儿，他现在还有一个劳动改造的机会，有社区监管。我说这样，您去监管他。

　　主持人：你让那个受害人去监管施暴者。

　　郝福杰：让楼上的受害人去监管施暴者。他说行，我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然后我就跟那个社区服刑人员侧面地聊了聊，我说你这种情况把人家打伤了，一定要改造，心理也有个承受，你回来的时候写过保证书。他说郝姐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说那我放心了。他第一次参加公益劳动的时候，他楼上的去监管他，正好赶上我们社区搞卫生。受害人回来跟我说，掐个腰就站在那儿，在楼梯口看着他，从楼上楼下，因为我们知道好的东西谁也不扔，扔的都是时间长有灰尘。

　　主持人：垃圾。

　　郝福杰：灰尘和着汗水就往下滴，脸上一道一道的，我们主任就有点儿挺心疼的。就跟社区服刑人员说，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安排的公益劳动时间是两个小时，说差不多了。受害人就说，没到点儿呢啊，就这样。后来主任也不好说，后来一看时间确实差不多了，就让他回去了，回去了主任说，我做主，有问题找我，但是受害人并没有去找他。我们五点半下班，他五点多钟就跑我那儿去了。他说郝主任我得跟你汇报一个事。我说您坐呀，歇一会儿，也跑的，我一定要跟您说清楚。我说什么啊？他今天劳动两个小时，是不是您规定的？我说是我规定的，一次性两个小时。没有，他差两分钟。他这次劳动差两分钟。

　　主持人：他拿着表监督呢。

　　郝福杰：监督呢。我说您工作真是认真，这个值得表扬。我说这个问题，我一定帮您解决，您回去看他的行动。然后他就走了，我就把哪个社区服刑人员叫来了。我也从主任那了解了一下，主任就把经过说了一下。主任也有些意见，说这人怎么这么不讲人情。我说这个是工作，另外一个，咱们是用行动感化他。我说您下次劳动一定多出两分钟，他说您放心郝主任，我绝对不会再那什么了。结果下次劳动的时候，他一直干了两个半小时，那么多主任让他走他都不走。后来受害人也禁不住了。他说回去吧，两个半小时了。服刑人员特别激动，就跟我说，郝姐，他今天终于跟我说话了。现在两个人不能说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他们见面之间。

　　主持人：比原来好多了。

　　郝福杰：互相之间，表面上都要打招呼了。

　　主持人：真的像电视剧一样，挺有意思的，挺有戏剧性的。最后我们想做一个试验，这个试验让刘继兵先做。规则特别简单，这是一个毯子，你脚踩到毯子上面去，然后你的任务是，双脚不离这个毯子。把这个毯子翻一页，就是这样翻过来。你这就开始了是吧？

　　刘继兵：试一下，先试一下。

　　主持人：脚不能离开。

　　刘继兵：这个很简单嘛。

　　主持人：成功是吧？行，如果说刘继兵用他一个人的力量，来做一件事儿的话，他用他自己一个人的思维，和一个人的看法就能解决掉。那咱们再试一下，不是他一个人，八个人。选五个成年人，两个小朋友，好不好？全站好了，现在是八个人，跟刚才一样，现在不是背面朝上，把毯子翻过去，花面朝上，同时你们八个人的脚不要离开毯子。别下来，成功的理由看出来了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观众：就是齐心合力。

　　观众：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亲密接触，互相帮助。

　　主持人：好，谢谢。这个试验做得很成功，我想一个人来翻这一页，和八个人一起来翻这一页，需要的力量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所以非常感谢你们这些合作者。谢谢刘继兵，谢谢大家，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