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8日

　　我是中国时间四月八日下午四点半左右离开的北京，在飞行了十几个小时之后，美国时间四月八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芝加哥的。日历依然停留在四月八日这一天。

　　负责来接我的人晚到了，我不得不在芝加哥机场等待了将近一个多小时。其间我想给美国的朋友打电话求救，但是只有十元美刀的票，塞不进电话机，于是来到机场卖小吃的商铺要求给换点零钱。没想到这里和我们家楼下早点摊一样，也是不买东西不给找零，我靠，我买了瓶两点五美金的凉白开，得到了珍贵的两美金硬币零钱。

　　来接我的人叫史蒂夫，是一个摄影师，大约三十多岁，曾经来过中国。他告诉我他要先带我回他的家，接上他的老婆，一个中国人，然后去Notre Dame大学。在路上我看到不少车辆上都挂着一个黑白相间的旗子。史蒂夫告诉我，这两天教皇去世了，所以所有天主教的教徒们都在自己的车子和房屋门口挂上了旗子以示祈祷。

　　在他的家我见到了王宁，史蒂夫的夫人，一个漂亮的东北沈阳女孩。她说话东北口音很重，在美国能听到宋丹丹的声音还是很有趣的。然后他们把我塞进一辆汽车朝Notre Dame大学开去，我很快就昏昏欲睡了。实际上我睡了一整路，等到了圣母大学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了。这次美国之行的组织人强纳森等在酒店门口迎接我们。他的中文名字叫刘占。天知道他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

　　他是一个极端有趣的人，中国话好的吓人。在中国见他的时候，他很骄傲的给我引见了他的中国女友，一个年轻漂亮的歌手。

　　当天晚上他带我们简单的巡游了一下学校，因为天黑，看不出什么来，但是感觉上学校很大。他告诉我们圣母大学在美国排名十八，从资金的角度排名第四，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学校。此外这个学校是一所天主教大学，入校的大学生中百分之八十是信奉天主教的。研究生的要求不多。但是所有学生在入校前必须要郑重发誓，似乎要签署一个什么协议：在校期间以及婚前不发生性行为。

　　我问刘占，美国同学们都能做到吗？刘占回答，在不喝酒的情况下。

　　那么要是做不到怎么办？我追问了一句

　　他们Confess!（进一间小屋子向神父忏悔）刘占狂笑。

　　我明白了，神父在这里干了不少教导主任的活。

　　晚餐是在downtown的一家爱尔兰酒吧里吃的，刘占要求我们进入这个小城的时候不许嘲笑，因为他觉得比起中国的各种小城来说，这个小城实在太小了。实际上我觉得还可以，基本上和王府井差不多大。街头没什么人，但是一进酒吧就晕了，都是人，有一个爱尔兰家庭小乐队在演奏，群众们一边鼓掌一边大吃大喝。

　　我饿了，喝了一扎啤酒吃了一羊腿，突然穿着绿色闪亮小裙子的爱尔兰姑娘们在开始在酒吧的地板上跳起了踢踏舞。听着悦耳的爱尔兰笛声清脆的踢踏舞的打击声，眼前晃动着爱尔兰姑娘们舞动着的茁壮身影，食客们兴高采烈的大喊大叫拍击着桌子，我突然有些恍惚，仿佛一瞬间来到了某部外国电影中。或许是泰坦尼克号中底层劳动人民仓里的那个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