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一个很中国的人，但去公开场合，我喜欢穿短裙，穿得性感一点，自由一点，这是我的风格。”

“我常常觉得我身上住着8个小精灵，每次获得一个好的角色，就给了我空间让不同的小精灵跳舞。”

　　对话人物：白灵 本报记者张文伯

　　对话地点：北京某餐厅

　　对话时间：2005年4月3日

　　白灵

　　1968年生于中国，父亲是音乐教师，母亲是舞蹈演员。十四岁加入解放军，在西藏负责文化表演工作，以后回到北京并加入剧团，有机会参与电影拍摄工作。1989年，白灵到莫斯科参加电影节，此后以交流学生身份到纽约大学攻读电影学位，拿得LeeStrasberg’s TheaterInstitute的奖学金。1994年开始参与好莱坞电影演出，首部在美国拍摄的电影是《乌鸦》（TheCrow）。1997年获得美国National BoardOfReviews的突出表现奖。

　　参演作品包括：《星战前传3：西斯的复仇/星际大战三部曲：黑武士复仇》、《天空机长和明日世界》、《三更2：饺子》、《乌鸦》、《的士时速3》等。

　 《饺子》：我会跟每个角色谈恋爱

　　新京报：《饺子》让你席卷了金马、金紫荆、金像以及华语传媒两岸三地的最佳女配角奖，我印象中这是你到美国发展多年之后接拍的第一部华语片？

　　白灵：没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到香港拍戏。接演这部戏完全是因为陈可辛，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甜蜜蜜》，里面的感情很现代，很敏感，也很浪漫。我根本不在乎角色，就算是一个老头我也要演，因为是陈可辛的戏。

　　新京报：媚姨这个角色神秘、蛊惑甚至妖冶得让人看不清楚，你觉得你的个人气质和这个角色有共通的地方吗？

　　白灵：我常常觉得我身上住着8个小精灵。他们有智慧的，有调皮的，有性感的，有现代的，有害羞的，有传统的，每次获得一个好的角色，就给了我空间让不同的小精灵跳舞。

　　每次我演一个角色都是跟我的角色谈恋爱，实际上是“他”在生活，而我给“他”血液和生命。在这部影片中，媚姨嗑瓜子，拿扇子，这些细节好像都是临时发生的，我只是跟着这个感觉走。我觉得在这个人物身上有种现代的、豪爽的、独立的意识，最重要的是李碧华赋予这个角色“禅”的意味。你说为什么在银幕上看到孩子和老人我最喜欢呢，因为他们是最真诚的。我觉得我的角色身上有这种东西。

　　新京报：演完《饺子》之后自己还敢吃饺子吗？

　　白灵：敢。实际上给我们的馅儿是面团涂上颜色的，没味。其实这部电影也是一种象征，现在这么繁忙的现实，摩登社会灵魂的一种失落，实际是寻找这种东西。杨千女华那个角色觉得吃了饺子就能挽回丈夫的心，不是这样的，生活应该顺其自然。

　　美国：我只有一个名字———BaiLing

　　新京报：你的这些感受，都是这些年在好莱坞拍戏慢慢积累的吗？

　　白灵：我觉得不是，这是我自己的个体，我从来没学过表演。如果你能够真实地感觉生活的话，你演这个人物也会有很直接的感觉。如果是设计的话，你肯定有痕迹，是受限制的。

　　新京报：在美国别人怎么称呼你？

　　白灵：就叫我白灵啊！我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我觉得我的名字很好听，不愿意改。我自己就像我的名字，白灵，英语里就是white spirit，是一个自由的，有灵性的生物。

　　你刚才问我在美国是不是要去适应它，变成它的一部分，我觉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愿意这样做。我就是我，让他们来接受我，我能带去一些新鲜的东西，最个人的东西，这就是我的价值。我觉得人应该忠实于自然赋予你的这个生命，真实地去生活，只有这样你才是最光彩的。

　　新京报：你在去美国之前有语言基础吗？

　　白灵：没有，我开电视连个yes都听不懂。当时是纽约大学邀请我去的，一开始的考试就是莎士比亚，tobe ornottobe，我第一遍没听懂就厚着脸皮请别人再说一遍，结果还是没听懂。后来有一次考试我连地方都搞错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掉进了汪洋大海，我把每天碰到的单词都贴到墙上，除了死记硬背没有办法。

　　除了英语，还有一次拍吕克·贝松的《Taxi》第三集，导演要求全部说法文，可实际上导演找我的时候我连谢谢都听不懂，那时距离开拍还有三个星期，我还在拍别的戏，于是每天收工之后我就再花三四个小时学，两个星期后他们把我找过去，让我用法文演一场戏，我演完了以后全场大笑，我难过地跑到厕所里不出来，几乎要哭了。后来导演到厕所敲门，他说你怎么跑了？你说的只有一个词我们听不懂，而且演得很好，因为很好笑所以我们笑了。

　　非议：我前世是一个很自由的野性的动物

　　新京报：金像奖获奖之后，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在美国我比章子怡要火，知道最近国内的媒体在爆炒这件事吗？

　　白灵：我怎么会那样说呢？我觉得章子怡做得非常好，她很年轻而且非常用功，我惟一看过她的电影就是《卧虎藏龙》，她演得很好。而且她现在在好莱坞也好，在亚洲也好，都拥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当然她很幸运，遇到很多很好的导演，但是我觉得她自己也很优秀，要不然她不会一直往前走。这是我对她的看法。

　　新京报：还有关于你的穿着，比如在去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

　　白灵：我是一个生活很真实的人，怎么说话怎么做人，别人的看法和我无关。其实我是一个很中国的人，但去公开场合，我喜欢穿短裙，穿得性感一点，自由一点，这是我的风格。

　　在电影节上，你看到的那个红地毯是装饰过的，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空间，这个舞台需要有颜色，需要有生命。那么我们这些参加的嘉宾就像一幅画上的蝴蝶一样，应该让这幅画更生动。

　　包括这次在金像奖上穿的红衣服，我觉得红是中国的喜庆的颜色，我也喜欢它非常飘逸的材质。当时我在身上文了蝴蝶和老虎，因为我很喜欢动物，我觉得我前世是一个很自由的野性的动物。把自己的身体当成画板在红地毯上表示感谢大家，也是向大家问好，就是阳光地问候大家。

　　新京报：你最满意自己的哪一部分？

　　白灵：我觉得还是中国那句老话，眼睛是灵魂的窗户，还是觉得眼睛，里面有很多故事，让我感到很多不同层次的一些感情吧，应该是眼睛。我喜欢东方女性美的线条，是一件艺术品，很柔弱很漂亮。现在是2005年了，能够接受女性智慧的美，同时接受女性身体天然的美，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名誉：荣誉和关注都是礼物，可以来也可以走

　　新京报：今天有很多的中国演员都希望能到海外去发展，你能否用自己的体验给他们一些建议？

　　白灵：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想要去看世界，当不当演员都无所谓———当然这可能只是我自己的路。

　　我觉得惟一能找到你的梦的路就是跟着你的心去走，而且要诚心诚意地知道你在做什么。如果你是为名为利的话，我觉得你很难找到那个梦。作为一个演员，如果我遇到好的片子，认定自己有这种能力，即使是自己付钱也会去演。荣誉和关注其实都是观众和媒介给予的礼物，它可以来也可以走，是不真实的。

　　新京报：你在美国已经呆了十几年的时间，拍了不少戏，但是中国的观众对你的了解却很少来自你的作品，也许当年你留在中国，今天已经是很有名的演员，你有没有后悔过到好莱坞？

　　白灵：我生活的词典中没有后悔这个词。我觉得一切都是必然，这是你的路，你逃不掉的。参加《安娜与国王》的拍摄，导演要我剃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让女性剃头是没有谁愿意接受的事情，但是我接受了这种挑战。我在有头发的时候从来不注意，后来知道要剃头发之后，走到哪儿第一个发现就是头发。剃了头发之后我总是下意识地把手捂在头上，我说如果天上掉下来什么，第一个被砸到的肯定是我。你说裸体，当我剃了头发才真的有光着身子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是那么柔弱。但是我理解这就是生活。

　　■采访手记

　　办公室里的女孩子提到白灵，大多会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我大概能想象得到她们脑海中浮现出的几幅画面———穿着暴露的白灵走过红地毯，给频频闪动的镁光灯留下一串魅惑的眼神。

　　老实说，在和白灵面对面地交流之前，我也这样去定义她———一个在好莱坞混迹了十几年的中国女人，几近不惑却只能靠卖弄风骚吸引眼球。然而在我将一万余字的录音采访整理成文的时候，我才猛然发现原来“妖魔化”一个人可以这样容易。

　　当我们的视点都聚焦于她身体的时候，可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她在《饺子》中的优异表演以及凭此取得的肯定；可能有意无意地放弃思考，一个当年连“Yes”都不会说的中国女孩如何能够获得和乔治·卢卡斯、吕克·贝松这些国际级导演合作的机会。

　　事实上，除了红地毯，我们对于白灵的了解并不多，而这也是本篇对话的目的，给这位遭遇过多“抨击”的演员一次“自我辩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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