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灵资料图

　　十几年异国他乡的电影生涯，白灵并没有被遗忘。柏林电影节以评委身份五光十色地现身，刚结束的香港金像奖又让人眼花缭乱一番，已经离国内观众很远的白灵一下子跳到眼前。一身西服牛仔的白灵以金属感很重的妆容现身内地，看见她的时候，白灵正兴趣盎然地拿着相机透过落地窗拍摄窗外的街景。身形灵巧，动感十足。

　　观众对白灵的了解都是零零碎碎地从一些并不真实的渠道获得的。白灵说，就像干干巴巴的音符，大家听不到我的旋律。我的生活很吉卜赛，身在美国，一年里在美国的时间也就有两个月，我跑到世界各地拍戏，旅游，有时候醒来，都不知人在何处，几日几时，很茫然，又很喜欢这种状态。在真实与不真实之间，那种游移的感觉很棒。

　　记者：陈果的《饺子》中，你拿了很多奖项，这是你在香港的第一部电影吧？

　　白灵：对，《饺子》给我带来很大的满足感，我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么多的荣誉。当时陈可辛导演电话给我，说有这么一部电影，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是我的朋友，信任他，我非常喜欢他的电影《甜蜜蜜》。我说，你就是让我演老头我也会去。他说，我是监制，导演不是我，他比我还棒，叫陈果。

　　记者：这个角色很有神秘感，并不容易演出来。

　　白灵：是，这是一个走在边缘的人物，瞬间爆发的东西很多，生活中难以模仿，在片场陈果、陈可辛对这个人物也很茫然，他们给我衣服都是混杂的组合，有时候连语言都觉得不是生活中的原样，但是体会很真诚。导演和角色本身给了我很大的创作空间。

　　记者：是不是也给你带来回来寻找机会的决心。

　　白灵：我一直相信水到渠成，我不喜欢那种挣扎的状态，我是跟着感觉走的人，自然而然，是我的就属于我。

　　我在美国的中国演员中很幸运，从来美国的第一部舞台剧开始，就不间断地拍电影。那个时候，到美国来留学，可能都要端盘子、当保姆打工，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他们说，我是中国最幸运的留学生。我心里明白，好莱坞不该是我能去竞争的世界，那是白人的世界，他们都长得相似，我从面容上和他们就有根本区别，所以，我不去急着和他们竞争，也干不过他们，但我很坚持自己。比如，我认定我要在美国重拾演员的职业，我会自己争取一切能有的机会。比如，碰到斯皮尔伯格，我会毛遂自荐，5月要上映的《星球大战3》中的角色就是这么偶然得到的。

　　记者：在美国就没有遇上真让你犯难的事情吗？

　　白灵：我是一个不愿意学语言的人。到美国第一难关首先就是语言。走的时候我只懂YES和NO，英语一句不会，在学校我经常走错考试的教室，语言不通出洋相，没有人因为你不会讲话而同情你，那个阶段心里的感觉很奇怪，很空洞。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过了这一关，生活开始锦上添花了。有一次接拍一部吕克贝松的法国电影，要求讲法语，我不会，用两个星期苦读后，吕克贝松让我去试一段戏，当我说完最后一句时，全场都笑了。我以为他们在嘲笑我，我很羞愧，吕克贝松把我拉过来说，你只说错了一个词，是你那段剧情太可笑了，三个星期后你会说得更好。从那次开始，我对语言的障碍没有了。

　　记者：有不少中国演员在好莱坞找不到期待中的发展，都往回走，你却一直在坚持。而且乐在其中，凭的是什么？

　　白灵：想看世界。我喜欢一种自由、神秘、不可预知未来的生活，如果就是为了名和利，你不会找到出路，也坚持不住。我更是一个自由的生物。

　　记者：你在美国这么多年，中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出现了不少好的导演和电影，你后悔过吗？

　　白灵：没有，我做事情从来不后悔。在电影方面，我在国内遇到过一些坎，但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后悔过。

　　记者：你当过柏林电影节的评委，外国人对中国电影的看法有变化吗？

　　白灵：外国人现在很看重中国电影，在柏林期间，有那么多的中国电影、导演、演员受到非常大的关注，中国电影越来越广泛，不再是只有张艺谋一个。

　　记者：在柏林电影节和香港金像奖颁奖中你在穿着和举止言行上遭到了国人的一些非议，你在乎吗？

　　白灵：我没有直接听说。我在公众场合怎么穿衣服，说什么，都很随意，十几分钟以内，我可能就已经决定是穿红还是戴绿，我不想那么多。走红地毯本身就不是一个真实的过程，而我自己是随心而走，在一个并不真实的环境中，我的心在一个什么状态下，我就表现出来了，没有想过其他的东西。人必须要活得真实，你对着镜头，镜头会把虚假放大，也把真实放大。跟着自然走吧。

　　记者：在个人感情上呢？

　　白灵：一样啊。生活当中遇到谁不可知。我和杜可风之间有一种浪漫和爱心就足够了，他很敏感，我们在艺术上很默契，我喜欢他的摄影，富有诗意和旋律，我很感谢他给我一段浪漫的生活感觉。我是一个没有计划和想法的人，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等待明天，就像一个孩子，等着明天的礼物。

　　记者：下一步会不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内？

　　白灵：有这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