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是我演的第一部电影。我没有任何判断能力，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惟一的判断就是导演说的。但与王宏伟、杨荔钠合作，我感觉非常自如，没有任何约束。导演给了很大空间，让我觉得表演是一种表达自我的形式。

　　有一场戏是我和杨荔钠在屋里聊天。导演不会讲很多戏，他说：“就做三件事，一是说张军现在在广州，二是赵涛抽烟，三是杨荔钠给赵涛画眉。”

　　剧本几乎是没用的，贾樟柯特别喜欢前一晚跟大家一起讨论剧本，其实往往到了第二天又变了，每天都在变。我们俩在演戏时候，我是不懂得表演的，但我随口说什么，杨荔钠都能接得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要是交给一个非常传统的演员，可能就接不上了。那场戏拍了六七条，每次说的话都不一样，但都能对上。我觉得特别过瘾。

　　拍完之后，我觉得《站台》只是一个很凑巧的机会，没有任何想法，我认为这个机会已经结束，不会再有第二次。

　　到《任逍遥》，贾樟柯再找我，我就觉得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要考虑怎样去塑造一个角色。《站台》里的殷瑞娟与我太相似，整个就是本色表演，在拍摄后期角色和我本人都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演戏特别顺，我说什么导演都说对，怎么做都对。可是到了《任逍遥》的巧巧，角色与我的生活状态是差距太大。她是中午12点以后才出现的人，我是晚上10点就上床睡觉的人。我是在利用我当时认知的一些表演知识，去进行一些前期准备，再去为塑造角色寻找一些主要的点。我很早进入剧组，在大同生活半个多月，天天在街上溜达，看那些我觉得跟巧巧同代的女孩们。她们非常冷漠，不懂得爱别人，只知道索取别人的爱，特别脆弱，经不起一点压力、挫折。

　　我把这些东西当作血液，注入到巧巧这个角色。我觉得我真正是在塑造角色，真正是在表演。

　　在《世界》，有了两部戏的学习，拍戏之外的学习以及导演给我的很多帮助，我觉得我现在不用跟着别人走了，是我自己在表演，有时候还要带着别人走。三部戏对我而言是三个台阶。

　　这次拍戏的环境非常好，大量的时间，资金也更充足。这次，对演员的“戏”，导演要求会非常严格，严格到我们该走几步，美术、服装都非常细致。以前，比如拍《站台》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当时4月已经被5月开幕的戛纳选中，但导演还是非常固执地继续拍摄了一个月。那种情况已经容不得去太多地把握演员的表演。到了《任逍遥》，整个故事都是导演非常即兴的一个创作，我们进得也特别快，一个月下来，剧本完成，投资找到，19天就拍完，后期两个月完成。

　　《任逍遥》是大家非常激动的状态。贾樟柯在现场是一个脑筋转得非常快的人，要跟上他的思维非常不容易。前一分钟刚让你把这个景制好，一扭头，拆了重来。我们演员和工作人员要不停地跟着他跑。到了《世界》，他的想法是深思熟虑之后，才让大家去做。但就是这样，仍然是不断在改变。这次是我们工作条件最好的一次，更符合中国的电影制作吧。

　　在不拍戏闲的时候，我还是回到太原师范大学教舞蹈。我必须面对我的学生，那样能让我安静下来。

　　现在，已经有贾樟柯电影之外的机会找来。别的导演，我会接受，但我有一个标准去选择。贾樟柯的电影，我当然一定演。我不能太辜负贾樟柯。我觉得我之前三部电影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现在的成绩，是他教给我。我现在要是很不在乎过往，很容易地去接一些不怎么样的东西，我觉得会让我以前的东西打了折扣。我想这不光关乎我自己，也是贾樟柯的事情。因为现在的许多媒体都是把我和贾放在一块谈的。(赵涛/口述 李宏宇/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