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云南映象》取得成功、步入辉煌时，有多少人了解杨丽萍的艰辛和眼泪，又有多少人知道《云南映象》成功所经过的曲折呢?2002年春天，杨丽萍回到故乡云南，为自己的个人舞蹈专集采风。在这个过程中，她突然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要搞一组大型原生态舞蹈集《云南映象》，用现代的灯光舞美，顶级的舞蹈音乐，去“包装”出一场不雕饰不做作不虚伪不变味的最本色的云南少数民族歌舞，而演员就取自田间地头山野牧场上最本色最地道的农民。为此，她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变卖了在大理老家的房子。

　　几个月后，杨丽萍将她走村串寨挑选到的几十个演员带回昆明，她对这些“山里来的娃娃”爱若珍宝，她要从这些“山里来的娃娃”们最本色最自然的舞蹈动作中，提炼出最精彩的动作加以组合成原生态的群舞。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将这些从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山村农民变成舞台上的群星，这近乎“天方夜谭”。但杨丽萍相信自己能“点石成金”：“当年我跟他(她)们一样来自农村，我小时候也就是农民，而且我也从没上过舞蹈学校，可最终我的独舞登上了艺术殿堂。”

　　舞台下的杨丽萍从来都比较低调，不张扬不接广告，很少与媒体打交道。但自从着手《云南映象》后她的角色转换了，不再是除了表演艺术就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舞蹈家，她成了总策划、总编导、投资者、商业谈判代表、舞蹈教师、行政主管、后勤部长……而自从成了《云南映象》的“杨总”后，最让杨丽萍发愁的就是一个“钱”字。没有钱剧组的运作寸步难行。

　　2002年冬天，困扰着她的是被她从山村招到剧组来的这几十个“农民娃娃”的生计问题。她已经倾其所有了，但排演节目所需要的投入，仿佛一块巨大的海绵把她自己和合作伙伴的资金全都“吸”光了。这个时期，由于看不到前景以及各种原因，早先的合作伙伴或分手或撤资，杨丽萍要往前走就必然要成为先期投资的债务人，所有的矛盾和事务都压在她的肩上。情况比她原先想像的要复杂一百倍，但她依然“固执”：她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用纤弱的身躯去拉动身后那辆沉重的“战车”。

　　后来，在国内从未接拍过广告的杨丽萍终于接了广告，拍广告的报酬可以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

　　很快又一个难题摆在她的面前：由于经费和其它原因，原先的排练场所和演员居住的房屋不能使用了，几十个跟着她的“山里的孩子”被“扫地出门”。看着堆在大院外空地上堆如小山一样的铺盖卷和演员们焦愁的眼神，杨丽萍神情凝重，她开始审视自己：做这件事究竟值不值?莫非《云南映象》会成为一出悲剧?危难之际，云南知名企业“云南红”的董事长武克刚向杨丽萍伸出援手，邀请剧组到“云南红”艺术团去住，住房和排练场地长期免费使用。

　　在不断出现的危机中，杨丽萍上北京请来了她的好朋友、著名作曲家三宝。对于杨丽萍正在运作中的《云南映象》，三宝一开始并不十分在意，可听了杨丽萍的构思，看了排练，听了演员们的原生态演唱，这位见多识广的音乐家竟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自此三宝倾力加盟《云南映象》，为歌舞集作曲，并担任音乐总监。这回被感动的是杨丽萍，因为三宝数次来昆明都是自掏腰包，把所有的音乐弄好却一直没有提及报酬。与三宝同时到来的空政歌舞团著名舞美、灯光设计师孙天卫，同样被杨丽萍的执著所感动，也成了杨丽萍最坚定的支持者。

　　由于三宝介绍，北京派格环球传媒的董事长孙健君专程到昆明看了《云南映象》，孙健君是很有文化眼光的行家，在杨丽萍最困难时当即先投资60万元给剧组。让杨丽萍感动的不仅是这雪中送炭的“救命钱”，还有他的那句话：我相信你杨丽萍!不料一场突来的灾难使杨丽萍和她的剧组又被一层浓厚的乌云所笼罩。

　　2003年4月25日是计划中首演的日子，但非典疫情使得几乎大半个中国的演出活动都被迫停了下来，昆明虽无ＳＡＲＳ，但演出甚至规模稍大些的会议也都停了。经过申请，《云南映象》获准演一场。说是演出其实只相当于彩排，空荡荡的礼堂竟多了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

　　这是杨丽萍艰难的一天，似乎所有的麻烦事都在这个阴雨天来凑热闹，要债的络绎不绝，搬运工清洁工保安员等都来讨要劳务费…… 然而，风雨过后终见彩虹。2003年8月8日，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在昆明首次正式公演即大获成功。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都对此作了报道，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