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那个看着让人乐，然而却总是一脸严肃做着一档无比深刻的《张越访谈》的人。这一次，也坐到了《艺术人生》的被访席上。谁也没想到，她会和崔永元、白岩松一样，有着那么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她说她很迷惑，不知道观众需要什么样的节目，不知道自己的节目是不是别人需要的。她还说，如果她觉得有意义，哪怕让她背着背包在农村奔跑、哪怕吃不上饭、洗不了澡，她也心甘情愿。

　　吃出来的主持人

　　主持人：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重量级的主持人，张越。问你可能更合适一点，你是怎么样走上了这个行业。

　　张越：什么叫更合适，意思就是说咱俩走上这个行业更反常，是这个意思吗？原本我们就不应该干这个活儿？

　　主持人：你可以这么理解。

　　张越：我当主持人很反常，那时候我是个老师，我原本的理想也不是当老师，也不是当主持人，我有三个人生理想，第一个理想是想当作家，因为我作文写得好；第二个理想是想唱歌剧；第三个理想是想当厨子，因为我馋。

　　主持人：爱吃？

　　张越：是。后来我就在《半边天》节目里做了一次嘉宾，因为这个栏目当时开了一个小板块叫《梦想成真》，让你实现你的理想，做一个特别的职业，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像我这样反常的人喜欢做厨子之后，就觉得很好，就派我到周庄和苏州两地，去寻访当地的小吃和苏帮菜，并且下厨做，我就当嘉宾做了这么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我不知道制片人是从这个嘉宾身上发现了什么，突然觉得这个人可以当主持人，可是他们又不敢跟我说，因为那是10年前，那个时候电视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那时候主持人长得都特别正常，他们要找一个反常的人，他们又不敢，怕观众不答应，领导也不答应，然后再伤了我的自尊心什么的，所以他们不告诉我，就跟我说，请我来再当嘉宾，我就又去《半边天》当嘉宾，第二个星期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再来当嘉宾，我还说，这个组挺懒，他们不换嘉宾，第三个星期又打电话说，你再来当嘉宾，一个月之后，还找我当嘉宾，我都糊涂了。那个制片人就出来了，说我们没让你当嘉宾，我们想让你当主持人，我们不敢跟观众说，也不敢跟你说，现在看来，观众习惯了，也接受了，你就来当主持人得了。

　　做主持没有一件正式的衣服

　　主持人：描述一下你刚出来主持的样子。

　　张越：挺好的。那个时候我是个学校的老师，大学刚毕业，非常的朴实，让我当主持人，我就去，我从课堂直接就到你们电视台的演播室坐那儿开始说话，我不知道应该化妆，我也不知道应该换衣服，我穿着一个大T恤衫，每天就是披头散发，鼻青脸肿的就去了，到那儿就讲，满脑袋都是粉笔灰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做完节目下来，我们制片人很正式地跟我谈了一次，说您不是去菜市场买菜，您是中央电视台的出镜主持人，请您穿一件正式的衣服。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正式的衣服，我一辈子都是穿着大毛衣和T恤衫过来的，在我的概念中，正式的衣服就是晚礼服，就是礼服。我没有，然后我就去四处朝人借，说谁有礼服给来一件，我们有一个邻居，从国外带回来一件，拖地的黑纱长裙，全是镂空的，丝的花边露着窟窿眼。

　　主持人：前面都是镂空的。

　　张越：哪儿哪儿都是镂空的。我一看这不成，我得穿这件衣服，但是不能这么穿，我里头得套上我自己的，但我也不能套上秋衣秋裤，我找了一套自己最好看的红衣服，穿在里头，外边套着一个黑纱的、露着窟窿眼的晚礼服，拖得很长，我就进了演播室，那时候编导也没见过市面，就这模样的人就让进去了，还让录了节目，录完之后，我们领导审，我记得制片人张口结舌，他想了半天，就跟我说了三个字，说“戏过了”。我觉得我很认真，为什么说戏过了。

　　主持人：你很严肃地开了一次玩笑。

　　张越：对，我就这样当上了主持人，就是我当主持人的时候，其实我也不认为我在当主持人，我一直以为我是嘉宾。

　　我要做普通人的倾听者

　　主持人：真正当了以后，觉得这个职业是个什么样的职业，你认为？

　　张越：就是负责，负责露脸，负责说话，负责领奖，负责挨骂，就是一个最幸运和最不幸的职业。还有特别不公平，为什么越是这种经费低的栏目的主持人特胖，经费特别高的栏目的主持人却很瘦。

　　主持人：那为什么还这么乐此不疲地做？

　　张越：每个主持人说法都不一样，他可能说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既是自己的爱好，同时也是自己责任的这样的一种节目做，他觉得他要记录下那些老人们一生积累下来的宝贵的青春财富。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我是瞎做，凭本能在做，做着做着就会意识到我有责任，我觉得我要找到一个我可以为之负责，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对很多的观众，对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和时代是有意义的，有存在的价值的节目。我为什么做我的《张越访谈》？因为生活中有特别特别多的普通人，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发生过非常巨大的汹涌澎湃的裂变，这一切的过程，一切的裂变既跟人性有关，又跟我们的特定的时代历史有关，我觉得这一切都特别有价值，如果能把它记录下来，首先可以让人和人之间相互地交流和了解，同时可以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转型的新世纪刚刚开启的这个时代，留下一个宝贵的，关于人的档案。所以我想做一个这样的节目。

　　我在我的节目里边，充当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我想听听这些人怎么说，他们怎么活到今天，怎么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会怎么活下去。我觉得做这样的节目的时候，我特别投入，我自己就像在别人的生命里一次一次的活过，很幸福，而且自己很长进，我希望这样的节目是观众需要的，是对他们有用处的，能让他们真的相互理解的，相互温暖的，我希望留下这么一份节目是对这个时代有用处的。

　　对工作迷恋却也有困惑

　　主持人：喜欢你的工作吗？

　　张越：其实我挺迷恋我这个工作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也特别困惑。

　　主持人：为什么呢？你是觉得你的理想跟现实之间有矛盾，还是别的什么？

　　张越：我有好多的困惑，比如说，当我做一期节目，做一个选题的时候，如果你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特好的故事，特好听，讲出来特棒，收视率肯定特高，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仅仅是这个故事本身的话，我就会不做，因为我觉得它没意义，不值得做。我讲了一个故事，让你认识了一个人。然后我希望透过一层，我们能够塑造人物，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也许我还希望能透过这个，看到我们时代的某些印记，历史的某些过程，再剥离这层，我希望看到人性的某些共通的特征弱点，我希望在一个节目里边，一层一层的往下剥下去，我希望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不是尽可能少的信息，可能我把事情复杂化了。

　　主持人：我就在想，你为什么总是说我希望，我希望，而不是我们希望，社会希望。

　　张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的希望，我不断地被大家告知，你把事情搞复杂了，大家看电视只是为了玩一下，休息一下，娱乐一下，你让大家不舒服，很费脑子，很费心，没有人要跟你费这个心。我前几天还在看一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在讲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我们的世界进入了今天的这个时代，这是个娱乐时代，人们需要的是眼花缭乱的图像，快速的片段的满足，迅速的接受和迅速的遗忘，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完整的内容、复杂的内容和完整的逻辑是非常背时的，所以我就在想，也许我想做的那件事情，本身违背了电视的规律。

　　我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主持人：举一个例子，有两档节目，同时摆在你面前，有一档节目，它标签上就写着火火火火火，一档节目的标签上就写着温温温温，然后它的背面写着，这还不能说太白了，火的背后一定是连带着名和利，而温的背后一定是寂寞，一定是无奈，你会选择哪个？

　　张越：你说火的节目会有很多名利和好处，温的节目可能没有，我觉得对一个喜欢自己节目的人来说，这一切根本不是问题，完全不是问题，我做的节目一直在到处跑，很多时候就是在农村，就是在我的嘉宾的炕上，我们一起住，我们不能洗澡，有火车还不错呢，汽车也不能走，你就得背着东西爬山，我不是一个善于运动的人，但是没有问题，如果有需要，我一定可以去爬，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觉得问题是，你得让我确认，我得确认我做的这件事真的是有意义。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就是有责任，我知道如果我去做凶杀和破案，这个节目火，收视率高，但是我就是不想去渲染这些过程，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不缺暴力情绪，不缺仇恨，我不该再去渲染，我还愿意选择另外一个角度，我会去找案件中的一个当事人，我愿意去跟他谈，了解他心里受到的那种伤害，他和他的家人是怎么样慢慢愈合这个伤害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和人心是有意义的，但这一定是不如去做那个破案火的。

　　主持人：我就在想，我们当今的电视，它能够深刻吗，它允许你深刻吗？

　　张越：我只能责备自己，我只能认为我做得不够好，我一定是没有能够把两者好好地结合起来，我一定是没有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有一天会主动下课

　　主持人：如果有一天，你正觉得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你的观众对你喊出的一片下课声，你会怎么办？

　　张越：我觉得以我这个人，我肯定没等到这片下课声响起，我就下课了。

　　主持人：有一个前提，你可能正沉浸在你的事业当中，突然这些人在说你该下课了，你赶紧下课吧，你怎么办？

　　张越：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儿，我毫不犹豫地下课，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嘛，你做一件事儿，是我认为你需要我为你做，现在你告诉我，说你不需要，那我就不做啊。

　　主持人：可你认为我做的这件事儿是为你好啊。

　　张越：这不能强给啊。就是妈，就是老师，就是领导，也不能强行塞着，更别说一个主持人，没有权利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塞给观众了。我一定下课，而且我坚信我一定会在大家之前去意已决。信报记者 任嫣 “艺术人生”／供图